真没想到，似乎只是眨眨眼的工夫，居然已经到了写“回忆
录”的年纪了。当年，老一辈革命家的回忆录，曾使我们这一代
人对中国近代史上那些血火交融的日子充满了崇敬，并使我们
成为“理想主义的一代”。而现在，当我们拿起笔来写下我们年
轻时的理想、斗争与追求时，我们的下一代却用一种不解的神情
看着我们。尤其不能忍受的是，我们发现在这种神情中，还包含
着一种同情、怜悯。也许，正是由于我们当年便“超支”了下一代
的狂热，才使他们如今如此冷静与现实?几年前，刚上小学的儿
子指着我的一张发了黄的照片问我：“爸爸，你当过红卫兵?!”我
点点头，儿子接着说：“那么，你是坏人了?”我苦笑。我只有苦
笑，因为我突然忆起了当初我拍照时的一个隐秘的想法——等
我将来有了儿子，我会自豪地对他讲：“爸爸当过红卫兵。”
四分之一个世纪过去了，我真的有了儿子，我的儿子也真的
注意到了这张照片，但我却没有了那一份真诚与豪迈，更没有找
到我当年设想的那种面对历史的自豪感。
但是，我们毕竟真诚与豪迈过。而且，只要有过生活，就有
回忆的权利。对个体生命来讲，似乎存在着许多条可以由你自
己选择的路，但对人类而言，道路却只有一条。在这条路上的每
一个足印，都有着不可替代的意义。
在回忆中，所有的青春，都是美好的；在历史老人的眼
里，任何一代人的热情，都是可以理解的。
一、“长征宣传队”缘起
1966年的夏天过去了。随着天气的变冷，曾在一夜间便吞
没了整个神州大地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狂潮，也失去了
八九月时的气势。校园变得空空荡荡，只有与往年一样的西风，
在撕裂着满墙的大标语和大字报。大部分同学和“革命的教职
员工"都三五结伴，“大串联”去了。一时间，桂林的妩媚与苏杭
的婀娜像味精一样融进了革命激情的热汤里。而免费乘车的权
利更像一瓶胡椒粉，给“史无前例”的大串联加进了令人兴奋的
刺激和神奇的味道。
我却没有在当时立即去享受这千载难逢的“旅游”机会。虽
然两三年之后，当我对这场革命的理想与热情已被“广阔天地”
的现实磨成苞米楂时，我曾多次有意识地去补上这一课——不
买车票(没钱，有钱也不买)，往返于我插队的东北与天津之间。
但在当时，我却属于“理想主义的一代”中最理想主义的一群。
理所当然，我们选择了步行串联的方式，当时，我们称之为“长
征”。世界上几乎任何一种宗教中都曾存在过苦行教派的原因，
是由于虔诚的教徒本能地认为，让肉体感受痛苦会达到精神的
解脱。同理，任何一个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都会本能地舍去
乘车的方便快捷而去体验“当年红军们”的艰辛。
成立一个“长征宣传队”，一边步行串联，一边为贫下中农演
出革命文艺节目的想法，是我的同学路亮先提出来的。他．目前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当厂长，卓有成效地使这家国营工厂不至于
倒闭，坚守着“全民所有制”的最后阵地。而当时，他是官办“革
委会”的副主任。他个子不高，长着一个引人注目的大鼻子。在
“文革”时代和我们交往的那些日子里，他在生活与政治的各个
方面都显得比我成熟。“文革”初期，我俩创办了一种名为《长
缨》的小报，先是墙报，后来改为油印。整个编辑部，只有我们两
个人。他自命为“总编”，我自命为“主笔”，每一期的全部内容和
所有工作，从“社论”到杂谈、诗歌、漫画、版式、刻写、印刷……全
由我俩包办。虽然<长缨》后来因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
被另一派红卫兵组织“勒令”停刊，但回忆起当时的书生意气和
一夜之间便出一期刊物的干劲，却至今仍令我神往。当然，除了
“革命友谊”之外，他还是我烟与酒的真正“同学”。“文革”后期，
当年叱咤风云的“小将”们几乎全陷入到苦闷中时，我俩同时学
会了抽烟喝酒，那一角钱一包的“绿叶”和八分钱一大两的白干，
曾给我们带来过多少慰藉，伴我们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啊。
我们一起经历了从对领袖无限崇拜到深刻怀疑的精神过程，一
起开始了对“文革”的初步反思。“上山下乡”开始，他去了内蒙
古，我去了东北，从此各自踏进人生的浊流。
路亮的想法跟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老师一说，立刻得到大
家的拥护。正巧，“文革”前，学校为了庆祝“五一”，曾组织了全
校的会演并在此基础上成立过一个由全校师生中文艺骨干组成
的“会演”班子，我们就在这个基础上，又经考试招收了几个初中
低年级同学，成立了“毛泽东思想长征宣传队”。
宣传队实行军事化，当然也要摹仿军队的编制。富有组织
才能的路亮被选为指导员，我被选为副队长。因为出身的原因，
我只能当副职，但要负责几乎所有节目的创作编排以及演出等
“业务工作”。我当时最大的“能耐”便是不管今晚发表了什么内
容的“最高指示”或“两报一刊”社论，第二天早上，我就能把它变
成什么快板书、对口词、小歌舞之类。当然，最初还认真“创作”，
后来，“最高指示”与中央精神愈来愈多，也愈变愈快，一会儿是
“红卫兵万岁”，一会儿是“造反有理”，今天是“工人阶级领导一
切”，明天又是解放军“支左”很有必要，令人不但眼花缭乱，也
一时领会不到其中的真谤。另外，节目也愈写愈油，到后来，便专
门创作了一个“万能”的节目，无论到了何地、何单位，也无论上
边又有了什么新精神，我只换一纸商标，换那么四句词，连瓶带
酒都不动，便也以一当十，颇有“万应速效老虎油”的作用。除了
编、导外，我当然也得上台，但更多的时候，我是坐在台口弹大三
弦、拉低音胡。
正队长李志彪，别人都叫他“小彪”，是宣传队的台柱子之
一。假如他生在旧社会，他一定会终生在北京天桥或天津“三不
管”唱快板书、京东大鼓而自得其乐。他被推为队长，还因为他
出身好，人缘也好。那时候，一个宣传队十几个人，连唱带跳要
演一台戏，还要学解放军的台风，这个节目从下场门下，下一个
节目就要从上场门上，能把人累死。只有李志彪的快板书上场，
大家才能松口气。他一个人连打带说，炒崩豆儿似的，能折腾十
来分钟。他有一副曲艺演员的好嗓子和好记性，越吃辣的嗓子
越好，还能用一晚上背下上百句的段子来，但你即使枪毙了他，
他也不能在小组会上说出一句整话或在纸上写出一行通顺的文
字来。后来，我们大部分同学都“上山下乡”了，他和少数当时的
幸运儿留在津郊一个比马掌铺大不了多少的农机厂当工人。近
二十年不见，据说现在和妻子一起承包了一家小饭馆，但不知他
掌勺时还哼不哼几句京东大鼓。
宣传队的主要演员还有几位：刘殿文，笛子独奏兼说天津快
板。他在“长征”途中患脚气感染，害得我们只好弄了一辆平板
车拉着他，从济南一直拉到兰考。现在，靠自学当上了日语翻
译。王继柱，当时年轻的物理教师，但却是我们这些学生的哥儿
们。我们谁也没拿他当老师，他也没拿我们当学生，最终娶了我
们这些学生中的一个做老婆。当时，学生们也叫他“柱子”，除物
理之外，他最爱好和擅长的活动是足球。现在想来，假如当时他
没有暗恋上他未来的妻子的话，他也许一辈子也不会跑到农村．
临时搭起的土台子上伸着硬胳膊硬腿去跳《红卫兵日夜想念毛
主席》。他的妻子左玉兰，当时是他的学生。她伶俐善学，只要
看过一遍什么舞蹈，回来便能照猫画虎，学个八九不离十。我们
宣传队中不少的舞蹈，是她看别人演出时“偷”来的。现在，她所
在的一家国营服装厂已经倒闭，正不知如何挪动她今后生活的
舞步呢。宜传队里，还有几位教师。张金祥，生物教师，在队里
吹小号、拉手风琴。张老师当年已近四十，是队里最年长的一
位，却和我们这些“小将”们“长征到底”，走完了全程。他的小
号，是队里所有乐器中惟一的重兵器，《造反有理》的号角，全靠
他的嘴唇和丹田气。但他有个毛病，多熟的曲子，也记不住调
性。每换一个节目，他必要慌慌张张地小声问身边号称“狗脑
子”的刘殿文：“吗调?”刘殿文每次总是不厌其烦地等他问，然后
不厌其烦地把自己的得意尽量完满地显示在他不假思索的答话
上：“F”。但只需要一秒钟，张老师那架只有32贝司的手风琴
便发出了现在北京音乐厅的管风琴也发不出的洪大音响来。杨
光，“文革”前原名杨云龙。出身不好，可偏偏当上了政治教员。
出身的包袱加上十八岁便要养家的沉重经济负担，不但压抑了
他内在的才能，而且养成了他胆小谨慎的性格。但命运的力量
似乎更大，胆小与谨慎并没有帮他逃过“文革”的巨网。“文革”
后期，许多人都“解放”了，他却因为他的美术素养和正确的比例
感而终于成了“现行反革命”。他的全部罪行只是他对另一派
“红卫兵”所塑的毛主席像相当礼貌地提了个纯属形式范畴的意
见：“鼻子好像大了点儿……”当然，只这半句话还不足以定罪，
他千不该万不该，又加了后半句：“……这倒有点儿像刘少奇的
鼻子了。”你想：公然抹杀“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
舵手”的鼻子，与“叛徒、内奸、工贼”的鼻子之间原则性的区别，
是什么意思?!这岂不像中世纪的一个异教徒在宗教裁判所的
，门前公然提出“上帝与撤旦都长着肚脐眼儿”的命题一样不知死嘛。
让我至今不解的是，他被当做“漏网之鱼”关进“牛棚”隔离
审查之后，却显出一种如释重负的平和样子，有一种“终于当上
了”的感觉。也许，每一只被猫爪子按在地上的老鼠，也都会轻
舒一口气：“唉，可不用再整天担心被抓了……”他为人内向，又
极内秀，拉二胡，也上场耍几下拳脚，演个“枪杆诗”之类。正因
为他从不敢在精神领域有丝毫的创见，所以便把自己的全部创
造性放在了物的改进与发明上。是他第一个不能忍受没有低声
部的乐队，自己动手，在一面破了一面皮的小堂鼓的鼓壁上凿了
个洞，插一根木棍做指板，装上两根牛筋线，还在“共鸣箱”破了
皮的一面装上镂空雕花的挡板，“指板”上装上弯曲的云头，做成
了一架造型独特的土贝司。其后，也是他第一个不能忍受“大齐
奏”的音响，把对配器的渴望与多声的追求引进了我们这支“土
八路”式的宣传队。
乐器置齐了，第一批节目排好了，一面印着“红前哨中学毛
泽东思想长征宣传队”的红旗也做好了。就在我们试演成功，兴
高采烈地试穿新军装、新胶鞋，学着打背包，即将踏上“当年红军
的道路”，向革命圣地井冈山进发的时候，一个“真正的造反派”
杀了进来；
二、王永革的“篡队夺权”
现在想来，在宣传队的整个“长征”途中和上百场的演出中，
似乎根本不存在过这个人。因为他是全队十九名队员中，惟一
一个不上场的人，一个废人。别的人或能唱，或会跳，或长于吹
眼儿拉弦儿，惟独他不但五音不全，且说话也大舌头。有一段时
间，我认为人生最大的痛苦，便是听他在“早请示，晚汇报”的时
候与大家同唱(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了。最可怕的倒不
是听他那从不搭调却声遏行云的声音，而是看他在唱着这“无调性
音乐”时那份庄严、投入的神情。此人原名不详，他“杀”进宣
传队时自报的名字，叫王永革。“永革”者，当然是“永远革命”的
意思。
说是“杀”进来，一点儿也不夸张。此人不是文艺爱好者，甚
至在此之前谁也不知道学校里有这么一位出身好的初中生，我
们组队时当然没有他。可忽然有一天，他身穿绿军装，头戴绿军
帽，肩挎绿军包，手拿红宝书，单枪匹马、推门而入。当时，我们
宣传队的领导和骨干似乎正在开会研究“长征”途中的准备工
作。他一进门，便大着舌头背诵了一段毛主席语录：“革命不是
请客吃饭”，然后，便以“造反派”的气概讲了一段话，具体内容记
不清了，但中心的意思是：你们的演出是好的，“长征”宣传的意
图也是好的，但宣传队的方向很危险，队的领导权没有掌握在真
正的革命者手里，等等。并暗示我们，似乎他是“上级红卫兵组
织”派来“改组”我们宣传队的“代表”。虽然数月之后，也就是我
们“长征”结束之后，宣传队的全体队员终于认清了他的面目和
骗局，把他赶出了宣传队，但在当时，我们全让他镇住了。他一
无介绍信，二无正式身份，就凭着他的那股气势，居然让我们这
些宣传队的创建者毫无反抗地乖乖交出了领导权。他当天便当
上了宣传队的“正指导员”，路亮也只得屈居副职，我和李志彪
“保留职务”，但要服从他的“一元化领导”。
现在想来，他这场不费吹灰之力的“夺权”闹剧之所以成功，
一个不懂事的初中生居然能唬住我们这些并不比他少一点儿什
么的高中生和教师们，实在是时代使然。那个时代，就是一个老
怕少、上怕下、知识分子怕文盲、老虎怕猴子的时代。谁胆大，谁
就是“历史的主人”；谁年轻，谁就是“时代的闯将”。他成功，全
靠“气势”二字，但无“势”便无“气”，“成者，势也”，上至国家，下至我们小小的宣传队，全被这个“势”字左右。我们原来的“领导
。班子”和作为骨干的几位年轻教师，当时都有硬不起来的具体原
因。我的父亲因为曾在抗战时写过一些宣传“国共合作，一致抗
日”的文章而被打成“反动文人”，刚刚被“揪”出来。路亮的父亲
当时以“反动学术权威”的身份在逃，下落不明。我们白天在学
校革人家的命，晚上回家看别人革老子的命，惟恐学校里的人知
道自己“后院失火”，心理极不平衡。而几位教师，基本上是“文
革”前的党、团干部，“文革”初的积极分子，一顶“老保”的帽子正
扣在头上。队里那些普通队员都是学生，当然不济事，但队里骨
干们的基本心理却很一致：一是想尽快离开学校这“是非之地”；
二是想通过这种“长征宣传”，为贫下中农送戏上门的形式证明
自己的革命性。所以，我们不但不可能像别人那样毫无精神负
担地去任何自己没去过的地方乘车“串联”，更不可能与王永革
这样的天然革命者“争夺革命的领导权”，我们顶多只能在“长
征”中争着替别人背上一个背包而已。在革命的大潮中，无论在
什么时候，那些可能被剥夺革命权利的人，都要比其他革命者表
现出更大的革命热情和更多的自我牺牲精神来。即使这样，我
们上一代和我们这一代的知识分子，在参加革命之后，还都在骨
子里潜藏着一种负罪感和自我否定的意识。不理解这一点，便
不可能理解何以成百上千被打成“右派”、“走资派”、“反革命”的
人，都曾比迫害自己的人更严格地检查自己、批判自己。这是时
代的悲剧，也是中国知识分子人格的悲剧。宣传队里，只有李志
彪“根红苗正”，可以和王永革抗衡，但他却不可救药地缺乏政治
意识和斗争性。
于是，像任何一个单位都要有一位领导“内行”的“外行”一
样，我们这支小小的宣传队也有了一位专职的领导者。老实说，
虽然我们所有人对这位自己“杀”进来的领导毫无思想准备，但
他一旦大着舌头背开了毛主席语录，我们也便真诚地希望他能
为我们“把关定向”，当一个好领导。但在随后的日子里，他却逐
步暴露了他自私和好逸恶劳、心口不一的本质。我们逐渐认识到，
他除了搬弄几句时髦的政治术语并在队里拉帮结派、挑拨离
间之外，别无所长。终于有一天，当社会的“势”有所变化，他的
“气”也消耗殆尽的时候，我们便甩掉了这位自己爬到我们头上
来的“孙大圣”。毕竟，我们宣传队只是一个自发的群众组织，不
是由上级指派领导人的政治机关。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他来时
的不可一世的样子，也记得他走时的狼狈。那是在一次专门为
他召开的“生活会”上，当几乎所有的人都向他开炮，指出他在
“长征”途中的种种劣迹之后，他先是痛哭流涕，表示一定“悔
改”，希望大家原谅；而当他终于发现自己的彻底孤立之后，又忽
然拿出一副“此处不养爷，另有养爷处”的流氓劲儿，大着舌头说
了句类似“今后看看咱们谁革命”，就像他当初突然而来一样，又
突然而去了。从此此人再无消息。
我们“长征宣传队”在“长征”归来之后，仍坚持在工厂、农
村、社会上演出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上山下乡”开始，才不得
不解散。全队十几个同志，虽在当时也曾有过这样那样的问题，
这样那样的矛盾，但那段难忘的共同经历，却始终珍藏在每个人
的记忆里。在各自踏上生活之路之后，二十几年的风云迭变，更
让我们留恋那时的那段生活和彼此之间的友情。惟独对这位
“永远的革命者”，没有任何怀念之情。他目前生活得怎样不得
而知，但我却敢于断定：他在我们“长征宣传队”的几个月，应该
是他一生最辉煌的时期了。我不相信在他以后的生活中，还会
有那样的机会。只有在“文革”那场没有任何规则可言的混乱牌
局中，他这张小牌才可能当“大鬼”使。而“文革”，终归已成了历
史。
三、踏上征途
1966年11月中旬的一天，我们“红前哨中学毛泽东思想长征
宣传队”踏上了征途。我们计划的目的地是井冈山，对于大部
分从未出过远门的学生来讲，这是相当远的路了。而且，还要用
自己的双脚，一步步走完这段历程。我们计划先沿着津浦路向
南走，过了黄河，再作打算。
每个人背着一条薄被打成的背包，井字形的背包带上插着
一双布鞋或球鞋。我还扛着一把红木杆的低音胡，像扛着一挺
机枪。红旗则轮流由男队员擎着，走在队前。几个身体好的初
中男生，像张亚津、张文立，当时只有十五六岁，少年气盛，总抢
着当旗手。
第一天没走多远，经杨柳青，过静海，到唐官屯宿营，还没有
走出天津管界。刚上路时没经验，走得太快，心气儿又高，边走
边唱着歌，到了傍晚，就都走不动了。在唐官屯镇的一个小饭馆
里，我们每人来了一大碗烩饼。至今我还记得那只有北方农村
才能看得见的蓝边粗瓷大碗。那碗，说玄一点儿，完全可以当洗
脸盆用。那烩饼的味道，也称得起“难忘”二字。当晚，宿在一所
学校的教室里。住下后，杨光便忙开了，在坚持让每个人都烫了
脚之后，他又拿出一根针，找一个女同学要了一根长头发，像模
像样地要给脚上起了泡的同学挑泡。他似乎很权威地说，针穿
破水泡，把头发留在泡里，让水顺着头发流出，这样泡不会烂。
记得未出发前我派人去买些常用药时，他特别叮嘱，要买点“乌
鸡白凤丸”。我当时不懂，问他这药是治什么的，他当时也没结
婚，用一种特神秘的表情说：“留着给女同学用的。”他那表情，让
我永远记住了这个我永远也不可能用的药。
第二、第三天仿佛最累人。但越累，大家越是要抢着为别人
背东西。只有全队最小的队员李景通，跑前跑后，似乎根本不觉
得累。他刚上初一，当时只有十三岁，个子又小，像个小学生，大
家都叫他“小通子”，却极要强，极懂事。在整个“长征”途中，他
不但没有给队里添过一点儿负担，还比所有的队员更关心宣传队的一切事情。
一般的情况下，我们每天走五六十里或七八十里，最多的一
天，我们走了一百多里路。当最困难的头几天过去之后，每天走
个几十里路就很平常了。那时候年轻，又是讲究“一不怕苦、二
不怕死”的年代，没把“负重行军”看得有多了不起。
冬天的华北很干燥，晴天的时候，天很高远。公路两旁常常
是灰蒙蒙的土地，偶尔，也能见到被用沟和垄精细分割得像棋盘
一样的“大寨田”。我没有去过大寨，不知道大寨当时是如何整
治他们的土地的。后来我“上山下乡”，才证实了我第一次看到
这些“大寨田”时的困惑和疑问。这些被深挖了两米多的“大寨
田”，完全是为了做样子给上级看的，是花架子。已知的任何一
种农作物，都不需要在两米厚的人工土壤中生长。革命“不是绘
画绣花”，但有时候种地却是。
那时候，由于铁路交通的空前超负荷，“中央文革”发出通
知，希望更多地实行“步行串联”。我们南行时，恰好传说北京又
要“接见”，于是，每天都会看到北上的“长征队”迎面而过。
这是一天当中最令人振奋的时刻，只要一发现远方光秃秃
的公路尽头出现红旗，我们便自觉地整理好军容，调整好步伐，
打点起精神，拿出一副“意气风发”的劲头来。当两支队伍途中
相遇时，两支队伍都会整齐地、有节奏地呼喊口号：“向革命同志
学习!向革命同志致敬!向革命同志学习!向革命同志致敬
……”从彼此看清面貌始，到彼此擦身而过止。有那么几天，一
天中要碰到十几支这样的队伍。这些队伍也五花八门，但老实
说，像我们这样“正规”和组织严密的似乎不多。大部分“长征
队”没有我们这样统一的军装，他们不需要演出，只是想结伴到
北京“去见毛主席”，所以，常常像是乌合之众。我相信，当初那
些和我们擦身而过的“革命同志”们，一定会对我们这支队伍的
严整的军容留下深刻印象。
也有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那是在德州附近的公路上，
远远的，我们便看见一面红旗在碧空下翻卷。像往常一样，我们
抖擞精神，迈着整齐的步伐向这面红旗走去。但到了可以高呼
口号的距离时，我们却被看到的景象震惊了：这面巨大的红旗
下，根本就没有队伍。只有一个旗手，一个男孩子，单单薄薄的，
戴着一副白色的桃形眼镜，双手紧紧攥着旗杆，一瘸一拐地蹒跚
着。看见他那双坚毅、狂热的眼睛，我虽然刁；知道他从哪里来，
也不知道他的这支队伍何以只剩下丁他一个人，但我相信，他一
定会独自把这面队旗扛到北京。那时候，确实有一部分仓促组
成的“长征队”或因经不住长途跋涉的考验，或因意见分歧，或因
意外事故而中途改变丁初衷。但我也相信，这位独自一人把队
旗扛到北京的男孩子，不管他其后的生活怎样，那股顽强的意志
和不屈的精神一定会伴他终生的。
那时候，沿公路所有的县、公社，都设有“红卫兵接待站”，负
责接待串联人员的食宿。我不记得我们当时是否带着什么介绍
信之类，当时也没有身份证，似乎也用不着，只要十几岁、穿着绿
军装、带着红袖章，就接待，就管吃管住。你交他们钱和粮票，他
们就收，不交，似乎也可以。大队、小队一级，当然没有接待站，
但你只要找到队里的书记，一说是“毛主席派来的红卫兵”，准热
情欢迎。尤其是我们这样带着“戏”来的宣传队，更热情。我们
走过的冀、鲁、豫三省，虽不是全国最贫困的地方，但大部分离城
市、离公路较远的村子，都相当贫穷。在这些地方，细粮是绝对
稀罕的东西，但每当我们演出之后，几乎所有的村于，都会拿出
他们拿得出的最好的吃食招待我们，即使全村实在找不到一点
儿细粮了，也准会给我们一顿饱饭吃。只有一次例外，那似乎是
在鲁西北的一个地方，我们在落日的余晖中走进村子。村于很
小，土坯房屋都破旧不堪，全村也找不到一处整齐一点儿的房
子。村里人也很少，找了半天，才找到村上的会计，说支书不在，
只有他顶事。我们说，我们是从天津来的红卫兵宣传队，要给村
上的人演节目，希望他帮忙组织一下观众。在一般情况下，我们
只要说完这番话，村干部就会立刻忙着派饭，而同时，“红卫兵来
演戏”的消息立刻便会像插上翅膀一样在极短的时间里飞遍全
村。待我们吃罢饭，村里所有能动弹的人，就已经在我们“演戏”
的地方热火朝天地候着了。可这天，寡言少语的老会计不但没
有表现出热情来，反而让我们觉得有点冷淡、冷漠，至少，是没有
表现出还没有被“商品意识”改造的北方农民所特有的朴质和好
客来。大家都有点儿说不出的失望和沮丧，自踏上“长征”之路
以来，还没有吃过这样的闭门羹。但是，既来了，“宣传毛泽东思
想”的光荣任务还是要完成。于是，我们互相打着气，立刻投入
了演出的准备工作，而且，饿着肚子，在几盏油灯昏暗的灯光下，
尽心尽力地完成了这场演出。演出的效果和在其他地方一样热
烈，孩子们的欢笑声，丝毫也不比其他地方的孩子们差。演出结
束，依旧寡言少语的老会计领我们到两家房子稍宽裕的老乡家，
分成男女两拨，挤在人家为我们让出来的两间房子里。
炕小，人多，又饿着肚子，一时睡不着觉。清冷的月光从破
窗外洒进来，照在陡空四壁的土屋里。大约夜里一两点钟了吧，
我才迷迷糊糊地睡着。当我在睡梦中还在自我安慰：“明天就好
了，我们一早就离开这个村……”时，忽然被嘈杂的人声惊醒。
我刚睁开眼，老会计，还有两个小伙子，三四个妇女，举着个火
把，已推门而入，站在我们炕下了!
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都一下子惊坐起来。当我刚披
上衣服时，老会计又已经走出门外了，还是什么话也没说。这时
候，几个村里的年轻人却三下两下把炕上的被子推到一旁，抬上
一个大瓦盆来。一个妇女把盖在瓦盆上的盖子揭开，热辣辣地
说：“快趁热吃吧!还饿着肚子呢!”
借着油灯昏暗的微光，我看清了，瓦盆里，是满满的一盆煮熟
了的胡萝卜。饿极了的人是不会对着能吃的东西做哲学思考
的，我们立刻围坐在瓦盆旁，狼吞虎咽起来。那几个妇女却都快
言快语，一边笑着看我们吃，一边告诉我们：这两大盆胡萝卜，是
老会计领她们连夜跑到离村五六里的地里挖回来的。那一块萝
卜地里的胡萝卜，是这个村子能拿出来招待我们的惟一的，恐怕
也是最后的一点儿食物了。
那一大盆又热又软的胡萝卜转瞬间便被我们“消灭”了。几
个妇女端着空盆走了。再躺到炕上，却怎么也睡不着了。我睁
大眼睛望着低矮的屋顶，眼前总是晃动着老会计的眼睛。这时
候，我才体会出他眼神里真正的含义来。那是一种歉疚，一种惭
愧，一种无奈，一种发自内心的自我谴责。只有一个古老的、把
好客不仅仅视为美德，而是当成做人的基本原则的民族，才会在
客人面前有这样强烈的却羞于表达的情感。
忽然，小通子好像自言自语似的轻轻地说了一句：“……我
怎么睡不着?”我使劲咳了一声，严厉地说：“快睡吧，明天还要行
军。”
次日清晨，我们精神抖擞，但又依依不舍地告别了这个贫困
的山村。我不知道这个小村有没有名字，但我知道，这里住着世
界上最善良好客的人。
四、土台子上的“造反有理”
我们既然叫“长征宣传队”，那么，除了走路，更重要的工作
便是宣传演出了。事隔这么多年，我仍然难以准确评估我们这
支业余宣传队的水平。以我现在专业音乐家的眼光来看当时的
演出，当然是幼稚浅陋之极，就说“乐队”吧，两把二胡、一支竹
笛、一杆三弦、一把低音胡、一架手风琴(兼小号)、一架自制的土
贝司，还有一台扬琴，便是全部编制了。至于演奏水平，则更提不上
，笛子独奏，不过是《我是一个兵》，二胡齐奏，不过是自编的
“卡歌”《毛主席的书我最爱读》。女同学们的歌舞，没有一个是
“科班”学过的，顶多也就是现在舞场上那些“舞混子”的水平。
但我们演出了近百场，却几乎场场都有很好的效果。当然，其中
最重要的原因，是由于当时社会上文艺生活的缺乏，广大农村更
是“缺艺少乐”。对很多农村的孩子来讲，我们的出现，使他们生
平第一次听到乐器的声音、生平第一次看到化了妆的人。可即
使在城市、在正式的剧场、在和其他比我们更“专业”的宣传队同
台演出时，我们宣传队的成绩也相当不错。现在想来，当时我们
赢得观众的惟一原因是精神，是气势，是我们一丝不苟的台风。
那时候，我们把演出当成“战斗”，那种认真、紧张，是现在的专业
演员们不好比拟的。既然是“战斗”，当然不能松松垮垮。我们
强调组织性纪律性，强调到了和军队一样的程度，比如为了使每
个歌舞节目的唱词(当然都是“毛泽东思想”)都能听清，我们规
定凡是没有节目的演员都要在台口伴唱。我们男同学大部分下
了台就要拿起乐器伴奏，于是，便苦了七位女同学，她们这个节
目刚跳下来，立刻又得气喘吁吁地为下一个节目伴唱，还得用同
样的热情!假如当初宣传队的哪位队友如今落下了声带小结的
毛病，那么，我觉得我是有责任的。
可说句实在话，我们的这些“演员”们，真没有几条好嗓子，
都是一面面“破锣”。但“破锣”有“破锣”的效果，有些歌，非“破
锣”唱不可。
比如《造反有理》，这是根据毛主席的语录谱的曲，当时，几
乎所有的红卫兵宣传队都会演这个节目。节目开始，全体队员
排成一队，闪在门后。人未上场，先在后台大吼三声：“造反有
理”，然后，一边有节奏地吼着“造反有理”，一边甩着胳膊、迈着
大步，冲上台来。上台后，侧向观众，双手卡腰，双目圆睁，做虎
-视眈眈状。领唱者一人，立于队前，先独唱一句“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
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然后，抢一口气，欲
纵还收。等他唱出下边一句唱词时，一直横列其身后的那一彪
人马，则同时呐喊一声“造反有理”，接着，同声唱出这“一句话”
的答案：还是“造反有理”。唱时，转身、跺脚，双手握拳，先高举
过头，再跺脚、转身、挥拳砸下。
表演这个节目的要点是呐喊和跺脚，要喊出个山呼海啸，跺
出个地动山摇来。在新地方初演这个节目时，绝对有“振聋发
聩”的效果。尤其是小通子和绰号“小猫”的初一女生王雅晶，孩
子样的身段，孩子样的脸，偏要做出一副“长坂坡前一声吼”的架
势来，满脸的严肃和义愤，一定比现在在电视上看戏校的孩子们
唱“架子花脸”要好看得多。
还有一个保留节目是跟解放军宣传队学来的一个小歌舞，
叫《送宝书》，四男四女，载歌载舞，表演当年解放军给贫下中农
送毛主席著作的情景。这个小歌舞的音乐可能是源自山东民间
的戏曲音乐，过门只有一句，却可以根据舞台上表演的需要任意
反复。每段唱词头两句的后两字，都要强调一个大二度的波音，
比如唱“毛主席著作像太阳，照得心里亮堂堂”，听起来，便成了
“毛主席著作像太唉唉阳昂昂昂，照得心里亮堂堂昂昂昂”，要多
难受有多难受，可当时唱起来，却依旧笙歌入云。
队里的七位女同学真是不简单，白天行军，晚上还要蹦鞑一
晚上，没有一点儿“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绝对顶不住。当
时，她们中舞感最好的是牛惠麟，嗓子最好的是李佩荣。左玉兰
最聪明，能编舞，也善表演，但就是不能张口。她的声音之哑，简
直如钝锯子拉干巴木头一般。刘学玉和李广明体力最好，可以
扭着把“宝书”从东北一直“送”到海南。“小猫”真像个小波斯
猫，小巧玲珑，又爱哭，还完全是个惹人怜爱的小姑娘，理当在父
母膝前撒娇，却跟我们风餐露宿，受尽了苦。她在台下虽然娇
小，但到了台上，便也称得上“英姿飒爽”。号称“沙奶奶”的王淑
，兰，能唱一口老旦，她那段“同志们杀敌挂了花”，每每会得一个
碰头彩。现在，“沙奶奶”在天津外语学院教日语，还曾去日本进
修，也不知她在日本时还是不是像“沙奶奶”一样，一提到“鬼子”
便咬牙切齿。
当时演出的场地，真是五花八门。条件好的村子，从小学校
拉几个课桌来当台柱，铺上几块木板两令席，挂上个汽灯，就是
上好的舞台了。不过，在这样的台上演《造反有理》，却要稍稍收
敛些，万一哪块板子一折，再“有理”也说不清了。更多的，还是
随便在村中现成的土台子或场院上、小学校以及生产队部的门
前，用过去草台班子的话说，叫“撂地儿”。根本不要台，就在平
地上演。王继柱的大脚丫子在台上一转，坐在前几排地上的孩
子们，保证每人一个“满脸花”，一嘴“芝麻盐”。
当时演出的笑话也出了不少。记得有一回我和刘殿文、张
亚津唱天津快板《三个美国佬》，这是一个当年部队文工团创作
的反映越南抗美战争的段子。我们三个光顾了在台上出“美国
佬”的“洋相”，结果自己出尽了洋相，忘了词，谁也不知道该谁
说，说什么。于是，我们只好即兴胡编，真是满嘴的胡说八道，瞎
说了两三分钟，才绕回到节目里来，下台后，听台下的人学说我
们在台上的“台词”，笑破了肚子。幸亏演的是“反面人物”，又是
当年谁也没见过的“美国佬”，如果是“工农兵”的“英雄形象”，那
就成政治问题了。
最容易出问题的是“狗辣子”，这小子憨厚有余，但绝对不是
演员的料，排练时数他费劲不说，一上场，不是错动作，就是错
词，有一回，还差点儿在台上掉了裤子。路亮也不行，他只能“幕
后策划”，上了台，便紧张。他的音乐细胞也远远比不上他的组
织才能，那架土贝司让他拨起来，整个还原成了打击乐器，节奏
到对，但是什么音，就得麻烦您自己猜着听了。
队里惟一够得上“专业水平”的节目，算来就只有李志彪的快
板书和京东大鼓了。我曾经专为他写过一个叫(英雄李文忠》
的段子，写一个在“文革”时为抢救红卫兵而牺牲的解放军战士。
记得创作阶段，他特意要我写一段“五字垛”，说唱着过瘾，我不
懂什么叫“五字垛”，只是在书里加了一段“五言古”，他在台上每
唱到此处，还特别来情绪，唱得铿铿锵锵，如关西大汉唱“大江东
去”。
后来，“长征”结束回到学校，我们又招收了几个新同学，经
过新的排练、调整，节目的演出水平，才有了一点儿实质性的提
高。
五、“泊镇辩论”与“铁路事件”
未到泊镇之前，就知道有个“泊镇鸭梨”。到了泊镇才知道，
这只是一个灰蒙蒙的、极不起眼的小镇。本打算在这里演出一
场便走的，但没想到不得不逗留了十多天。
先是演出之后，泊镇车站搬运社的工人找到我们，极恳切地
留我们住几天，教他们几个节目。他们刚刚成立了一个文艺宣
传队，正苦于没有节目，便把我们当成了及时雨。我们想，顶多
耽误三两天的工夫，就同意了。但没想到，队里有个队员有点儿
急事要跟家里讲，便给学校的一个同学打了个电话。这个电话
惹了事。
好像是在泊镇的第三天吧，我们正在排节目，忽然从外边推
门进来了两个学校里的同学，是其他组织的小头头。在这样一
个小镇碰上一个学校的同学，绝对是不可能的事，而一见面，也
没有“他乡遇故知”的亲切。这两位既不说明是如何知道我们在
这里的，又不说他们来此有何贵干，支支吾吾，语焉不详，只说学
校里还来了一些人，都住在泊镇第二中学，请我们晚饭后去那里
谈谈。
我们觉得事出有因。我在前边写过，我们宣传队里的几位
教师，大都是“文革”前的团干部、“文革”初的积极分子。一位叫
张子明，唱独唱，是学校原来的团委书记。一位叫季毓钟，也拉
手风琴，是团委副书记。而路亮，曾担任“校办‘文革”’的副主
任，都是被学校里的所谓“造反派”组织称做“保皇派”的人物。
于是，大家决定认真对待，吃过晚饭，我们便全体列队，打着队
旗，唱着歌，像奔赴战场一样，准时来到了泊镇二中。
果然来者不善。原来，学校里二十几个群众组织，知道了我
们从泊镇打来的电话，连夜组成了一个“代表团”，乘车追到这
里，要“揪回”这三位“保皇派”回校“批判”。这二十多人来后，考
虑到我们也是一个群众组织，更重要的是了解到我们住在由搬
运工人组成的战斗队里，天津人谁不知道“扛大个”的不好惹?
“强龙难压地头蛇”，于是，他们决定智斗。首先，避开搬运社的
战斗队，把我们“请”到学校来，学校里“造反派”多，是“造反派”
的天下。他们在泊镇二中的礼堂台上摆了几张桌子，好似擂台，
要和我们“大辩论”。
他们的观点是：1．宣传队是个“保皇派”组织，应立刻解散、
停止串联。2．张、季、路三人是“保皇派”头子，应立刻回校做检
查。我们的观点是：1．宣传队是响当当的革命派，所作所为，完
全遵循毛主席的教导，我们的“长征宣传”，是响应毛主席的伟大
号召，是革命行为。2．这三位，也是“革命群众”，不属于“当权
派”，你们无权剥夺他们“大串联”的权利。
开始，对方先提出一个对他们有利的提案：他们这二三十
人，各自代表一个群众组织，都具“代表”身份，我们宣传队，也是
一个组织，顶多派两名代表上台参加辩论，其余的人，只有旁听
权，没有发言权。我们按他们的要求，由“指导员”王永革和队长
李志彪上台参加辩论，我们其他队员，则像观众似的坐在台下的
观众席上。
辩论一开始，我们便处在下风。王永革平时能说会道，以
“造反派”自居，但在真的“造反派”面前，却语无伦次，结结巴巴。
而李志彪，更如泥胎木偶，说不出话来。于是，我们便在台下一
起大喊起来，要求换代表，提出要路亮和我代替王永革、李志彪。
对方说，路亮本人“有问题”，不能参加辩论，但却不能不同意由
我来取代王永革。
我上台之后，一通据理力争，颇有点儿“舌战群儒”的架势。
但“大辩论”的结果，却只能是一种妥协：1．对方同意宣传队是
“革命群众组织”，可以继续串联。2．张、季、路三人随他们回校
参加“斗、批、改”，一周之后，再回来与我们会合，继续“长征”。
次日，张、季、路三人便随“代表团”乘火车回天津了。我们
宣传队滞留泊镇，一边继续教搬运工人节目，一边等他们赶回来
与我们会合。
一周之后，路亮一个人回到了泊镇。他是学生，只象征性地
作了个“检查”，便自由了。而张子明、季毓钟是教师，虽不是当
权派，但毕竟与学生不同，没有再回来。这时候，队里同志们的
情绪降到了最低点，而此时队里又偏偏出了一件事，一件现在看
起来正常得不能再正常的事，一件根本算不上是“事”的事。但
当时，却闹得风风雨雨，被称做“铁路事件”。
“铁路”者，是离我们住地不远处的津浦铁路。在我们等待
路亮他们归队的那几天，由于苦闷、事情又不多，有一天傍晚，李
志彪和牛惠麟在铁路边上散了一会儿步，那时，叫“谈心”，却不
巧被人发现。男女同学，“擅自外出”，“破坏纪律”，事莫比此大
焉!王永革恢复了战斗性，立即召集全队紧集会议，讨论“铁路
事件”，并要“处理”当事者。
其实，王永革“夺权”后，我和路亮因背着家庭问题的包袱，
尽量避免和他正面冲突。但小彪是工人出身，又没心计，不买他
的账。而他在“大辩论”中，又失了威风，正好借这个机会，一煞
李志彪的傲气，二重振自己“造反派”的雄风。
李志彪与牛惠麟也就是“谈”了半小时的“心”，可我们全队，
在王永革的主持下，却连开了两整天的“生活会”。那时候，也是
从部队传出来的法子，动不动就开“生活会”，说是解决“人民内
部矛盾”的好方法，是“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好机会，但实际上，是
剥夺个人隐私权、削平任何人任何一点个性的不流血的屠宰场。
如果说王永革对小彪“资产阶级腐朽没落思想的大暴露”义正词
严是有他的个人用心的话，那么，其他所有同学，包括较年长的
教师们，也都认为小彪“犯了错误”，纷纷发言“帮助”他，除了小
彪身为队长，但平时要求自己不严、吊儿郎当而早就积下了很多
意见外，最重要的原因，还是那时“左”的、清教徒式的假共产主
义思想对我们每个人都毒害甚深。当时，不管是同学还是老师，
我们几乎每个人在思想深处(也许老师们只是在口头上)都认为
“谈恋爱”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尤其在“长征”途中，更是涣散
革命意志的“丑恶行为”，男女同学之间，除了“革命友谊”之外，
是不能有任何其他关系的。而实际上李与牛还远远不是真的
“谈恋爱”，仅仅是在一起多说了几句话而已。
会开了两天，最后，小彪“痛心”地作了检查，才算完事。不
管我们当时的思想多么幼稚可笑，也不管是不是这次“生活会”
真起了作用。反正，自从批判了“铁路事件”之后，在整个“长征”
途中以至回校后继续演出了好长一段时间，队里再没出现过什
么“桃色事件”。尤其是出门在外，风餐露宿，同吃同住，男男女
女在一起长达数月之久，竟真的“一夜无话”，彼此之间，纯是“革
命友谊”，也是只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才能相信的事。当然，
此一时彼一时，“小将”们也要长大。到了“文革”后期，革命热情
锐减，就开始“投桃报李”。待到“上山下乡”大潮一来，便好像打
响了“恋爱大赛”的发令枪，当年“毛主席挥手我前进”的闯将们，
便个个扬鞭催马，同时奋进在爱情的《小路》上，掉进《深深的海洋》里了。
路亮终于归队，“生活会”开过，大家重新振作起来，继续前
进了。沿着津浦路南下，有几个相隔二百四十里的城市：北京到
天津二百四、天津到沧州二百四、沧州到德州二百四、德州到济
南二百四。我们加快了速度，以平均每天八十里的速度向黄河
进发，力争赶到济南过元旦。
六、黄河涛声
一过禹城，便似乎能听到黄河的涛声了。想到古语中所谓
“不到黄河心不死”的话，再想想我们不但马上就要见到这条中
华民族的母亲河，而且，我们这些做儿女的，又是用脚一步步走
到她老人家身边的，便禁不住想唱。
这天，我们大家的脚底板像抹了油，背包也显得比平日轻了
许多。我们边走边唱，真是一路征途一路歌，一口气走了六七十
里，下午三点多，便来到了黄河北岸。这里是一个古渡，属于南
岸的洛口。按照我们的计划，用半个小时过河，晚饭就可以在济
南吃了。
明天，就是1967年的元旦了。正值冰汛期，被用炸药炸开
的巨大浮冰从上游流下来，挤满了河道，威严、缓慢地向下游流
去，似乎是一支庞大的、前不见头后不见尾的军队。河面上，纷
飞的冰屑似冷雾蒸腾，迷迷茫茫，浩大而神秘。浊流翻卷，巨冰
互相挤压、碰撞，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声响。
初见黄河的兴奋和磅礴恣肆的大自然给予我们的巨大震
撼，很快便被河上的朔风吹光了。一个比刺骨的寒风还要冰冷
的消息传来：由于上游破冰，航道堵塞，今天这里已停渡一天了。
我和路亮跑到渡轮上去了解情况。这是一条双体渡轮，船
体由两条船并列在一起。甲板上早已挤满了人，有不少是南下的
红卫兵，但更多的，是家住南岸，正急着回冢过元旦的工人。
还有一些妇女和儿童也挤在甲板上瑟瑟发抖。听说，有的人从
上午就来到船上，已经在冷风中吹了几个小时，几乎快要冻僵
了。我粗略估算了一下，船上待渡的乘客大约有五六百人。又
冷、又饿、又急的人们不停地跺着脚，一半是因为冷，一半是为了
排遣心中的焦急。数百人在甲板上跺脚的声音再加上黄河的涛
声，令人惊心动魄。我们终于找到了一个船员并从他那里得到
一线希望：船员们也都居住在对岸的洛口，只要河上浮冰稍少一
些，他们就开船。
没有别的办法，我们十几个人也只好挤到甲板上，耐心等
待+船虽泊在岸边，但跟在河面上差不多，从上游吹来的冷风毫
无遮掩地直扑到你身上，几分钟的工夫，就让你知道了什么是
“透心凉”的滋味。而且，从早晨到现在，十几个小时了，水米未
沾牙，权作午餐的，只是发给每人的六枚红枣。我当时就想：不
知道《国际歌》的歌词是谁翻译的，这“饥寒交迫”四个字，那叫传
神!没有空着肚子挨过冻的人，绝对体会不出这四个字的神韵
来。
在船上又等了三个小时，天已黑透了。对岸洛口的灯光，像
鬼火一样在风波中明灭。不知道是河上的浮冰真的少了些，还
是船长终于积攒了足够的勇气，忽然，汽笛鼓足了全力，长嘶几
声。船，动了。
渡轮顽强地在冰河中挣扎，努力在浮冰与浮冰之间找一条
航道。船到中流，风更紧了。但人们却不再跺脚，全都静静地倾
听着冰块撞击船舷的轰鸣声，惟恐动一动便会使脚下抖颤的钢
板像纸板似的折断。如果是信教的人，此时就应该祈祷了。但
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我们紧靠在一起，拼命睁大眼，挺着
胸，做出一副大无畏的样子来。
不知船行了多长时间，也许是一个小时，也许是两个小时，
我们觉得似乎有整整一百年的时间，船在黑暗中使劲“咣当”了
一声，发动机便停了下来。我们所有人的心，一下子便提到了嗓
子眼，心想：坏了!准是撞在冰山上了。英国影片《冰海沉船》的
惨象，即刻浮现眼前。
过了一会儿，靠甲板前边的人群开始喧闹起来。刚才像冰
雕一样凝固在甲板上的人群忽然有了生机，变成了一锅沸腾的
滚汤。原来，船已靠岸了!
笑容，绽开在每个人冻僵了的脸上。大家活动着似乎不属
于自己的胳膊腿儿，收拾着自己的行李，迫不及待地向前拥着。
刚才忘掉了的饥饿忽然又更真切、更贴近地出现了。
但是，由于被浮冰推拥和激浪冲击，轮渡早已偏离了正常的
航道，我们靠岸的地方，在渡口以东很远的一处陡坡上。这里既
不是渡口，当然没有登岸的设备和灯光。更糟的是，一上岸，便
是一个遍布巨石与沙砾的陡坡。一条又窄又薄的跳板一头搭在
甲板上，一头搭在岸边石丛中的一小块平地上。说是“平地”，也
顶多只够两三个人落脚。其实，和刚才相比，这才是真正的危
险：几百个人，都要通过这一条在寒风中摇晃的没有扶绳的跳
板。脚下，是咆哮着的冰河；后面，是被饥饿与寒冷折磨了近一
天的乌合之众；前边，是蹲伏在暗夜中的怪石。我的心“咯噔”一
下，揪得比刚才更紧了。
人们像从一家失了火的电影院里向外逃一样，拥挤着、叫骂
着。假如说刚才在河上时每个人还都怀着同样的虔敬之心和同
样的畏惧，那么，此时此刻，人们也都只怀着同样的一个愿望：赶
快上岸!赶快上岸!岸上，有家、有灯、有热水、有热饭、有亲人
和孩子!但，没有了畏惧之心的人群是可怕的。看得见的危险，
可以迫使人群团结成一个整体，而当这危险似乎已消除时，人们
便会立刻暴露出自私的劣根，分裂成可怕的、互相制造着更大危
险的一团散沙。
前边的人在暗夜中尖叫着。不知是谁家的孩子扯着脖子喊
着：“娘……”混乱中，有人推打起来。由于所有人都集中到船的
一侧，船体，也可怕地倾斜了。船员们在声嘶力竭地喊着什么，
似乎是叫大家不要挤，再挤，船就要翻了。但，没有人听，也没有
人能听得见别人在喊什么。后边的人疯了似的只知向前挤，而
前边的人，又不敢走上摇晃着的跳板。一时间，哭儿喊娘，乱成
一团。我当时真想有一支枪!如果我有，我会立刻拔出来，向空
中连放几枪，大喝一声：“谁敢再挤，我毙了谁!”但，我只有空空
的双拳!
就在这时候，一个女人的歌声，一个突兀而出的女人的歌
声，像一把锋利的刀子，划破了浓重的暗夜：
我们全被震撼了。这声音，像一股电流，在一瞬间通过了我
们每个人的身体。这声音，像是从天而落，但又带着歌者极鲜明
的个性与强烈的情感。二十多年过去了，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
那音色，而且，一直到死，也不会忘记。那是一个稍显纤细的女
高音，刚发声时略有些抖颤，但立刻变得扎实、饱满，还微微有一
点沙哑：
喧闹拥挤的人群忽然平静了下来，像是云开日出，像是雨过
天晴。人们恢复了理智和情感，没有人再挤，没有人再叫，只有
黄河的涛声和着这女孩儿年轻的歌声，在夜空中荡气回肠。
一股暖流从心头涌到喉头，我，我的同伴，以及船上的人们，
不约而同地跟着她唱了起来。人们就像唱国歌一样，肃立在甲
板上，一遍又一遍唱着，虔诚而激动。歌声，让我们感到温暖，感
到彼此的贴近，感到一种圣洁的、比岸与一顿热饭更诱人同时又
更可贵的东西。
“……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
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
人们一边唱着，一边有秩序地慢慢通过跳板上岸。人们一
边唱着，一边你让我，我扶你。那些已经踏上岸的人，也并没有
立刻奔回家，而是站在每一处危险的地方，用自己的手电给后人
照着路，嘴里不停地说着：“同志，小心!同志，小心……”
我们宣传队是最后一批上岸的。几个为我们照路的行人等
我们全都安全上了岸，才和我们一起像熟朋友一样谈笑着向市
区走去。
这时，已近午夜了。我四处寻觅，想找到那位领头唱歌的女
同志，但她早已消失在茫茫的夜色之中了。
多少年过去了。日月轮回，“文革”中曾经流行的“革命歌
曲”这两年忽然又成了音像市场上的热门货。当这些熟悉的旋
律从挂着音箱的个体货摊前、从出租汽车司机的前排座上向我
袭来的时候，声似情非，已不再是当年我们的歌声了。这些被新
一代歌手们尽情地“摇滚”了一遍的旧歌，不再有任何神圣的负
载，而完全成了可以“过把瘾”的东西。没有人怀疑新一代的艺
术家有权按自己的感觉和趣味处理老一辈的文化遗产，这些歌
也不仅仅属于历史、不仅仅属于我们。但是，我总觉得单靠在
“蒙娜丽莎”的唇上画髭须和在“米洛的维纳斯”腹上开抽屉的方
法，是造就不出新一代自己的艺术的。难道不是吗?所有在历
史上取得一席之地的伟大艺术家们成功的全部秘诀，不过是在
这两者之间找到了一种平衡并付诸于形式而已——即对历史的
充分尊重和有选择的背叛。而对我个人来讲，那黄河上的歌声，
却意味着远比美感和趣味更深刻、更有价值的东西
不管怎样，每次再过黄河，每次重新听到“文革”时的旧歌，
我总禁不住要想：当初在船上唱歌的那个女孩子，究竟是什么样子
如今，她又在何处，做些什么呢?
七、从水泊梁山到兰考
在济南，我们又耽搁了十来天。一是由于我们的节目在济
南得到了空前的欢迎，每场演出结束，总要接到新的邀请。我们
便住在济南铁一中，每天出去演出，不管是机关、学校、工厂、街
道，有时甚至一天要演两场。二是从出发以来，一直在冀南鲁北
的农村行军，吃得很差，有时甚至要挨饿，大家的体质都严重下
降，极需要在济南这样的大城市休整几天。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刘殿文的脚气感染居然到了不能走路的地步了。我们开始决定
派两个人送他回家，但他死活不肯，说“爬也要爬到井冈山”，只
好另想办法。
初到泉城，留给我两个最深刻的印象。首先，当然要属她的
名泉。演出之余，我们抽空在济南游览了一天。这是我们在“大
串联”中惟一的一次“游山玩水”。我们先到趵突泉，那时趵突泉
的水还有余勇可贾，还足能鼓出尺把高的三个水突来。80年代
初我再访泉城时，这天下名泉则徒有其“名”而无“泉”可观了。
从趵突泉到珍珠泉，最后到黑虎泉。到黑虎泉时，天色已
晚。四面的阴云和暮色一起围上来，使泉眼上张着血盆大口的
黑虎，显得阴森而可怖。不一会儿，细雪加着冷雨落下来，而且
越下越密，望着雪中空旷的“点将台”，不禁有一种“怆然涕下”的
苍茫感。
另一个最深刻的印象，便是在从黑虎泉回铁一中的路上，队
里的“掌柜”王继柱忽发善心，给每人买了一块烤红薯。济南管
烤红薯叫“烤地脑儿”，和北京差不多，在街头立一个大汽油桶，
那股诱人的香味，真是“顶风八百里、顺风一千二”，让肚子饿的
。人闻了，胃就一抽一抽地疼。老实说，队里大部分都是十几岁的孩
子，出来一个多月了，没吃过一口零食，那块“烤地脑儿”，可给
大家解了馋，以至于大家一致认为世界上最好吃的美味，恐怕就
是济南街头的“烤地脑儿”了。
说到这儿，必须补充一句：我们出发前，区革委会曾批给我
们几百元钱的“串联费”。王继柱以他的公正无私和“抠门儿”精
神赢得大家一致信任，委托他管钱。于是，王继柱便把大家的信
任和每一分钱都串在他的肋骨条子上了。他像八辈子没见过钱
一样管理着这笔公共财产，但却严格地按照“三大纪律八项注
意”办事，不管在任何地方，尤其是在农村，我们吃了饭，必交钱
和粮票。有时，淳朴的农民不收，推推打打，不可开交，我们就学
故事里红军的样子，把钱和粮票偷偷留在老乡的炕席下边。杨
光心细又认真，这类活儿，一般都叫他去做。当然，那时候的饭
钱很便宜，在农村，花几块钱，十几个人就能填饱肚子。窝头加
咸菜，就着行军壶里的冷开水，便是“长征”路上的基本干粮。所
以，几百元钱，十几个人，居然吃了三个月还没吃完。
滞留济南的时候，“中央文革”发出了停止串联，“返回原单
位闹革命”的通知。但“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长征”没到底，
怎么能收兵?但我们原定的目的地井冈山看来是去不成了，因
为我们估计，“中央文革”的通知一下，各地的接待部门都会执
行，也许会陆续停止接待。而从济南到井冈山，少说也得再走两
个月。讨论时，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建议目的地不改，还是井
冈山，但改变“步行串联”的方式，乘车去井冈山。另一种意见认
为走就要走到底，井冈山太远，可以改一个目的地，反正是革命
圣地就行。最后，当然是“走到底”的意见占上风。研究来研究
去，去兰考是惟一可行的路线。兰考是焦裕禄生前战斗的地方，
离济南不太远，再有个把月，肯定走到了。
于是，兰考，这个如果没有焦裕禄便肯定会默默无闻的穷乡
僻壤，便成了我们的朝圣之地。我们决定，待最后一场演出结束，
立刻改往西行，出山东，进河南，去兰考。在济南的最后两
天，我们还出乎意料地办成了一件事，为走不了路的刘殿文搞到
了一辆人拉的平板车。
这应该是我们这支处处以向解放军学习为宗旨的“保守派”—
队伍，在整个“长征”途中所做的惟一一件像“造反派”干的事了。
当然，这恐怕也是王永革在整个“长征”途中为宣传队所做的惟
一一件好事。他和王继柱找到济南市红卫兵接待站，不知道找
了个什么人批了个条子，并按条子上指定的地方找到一个什么
单位，居然空手“领”到了一辆崭新的、胶皮轱辘的木板车。在当
时，这辆车，也许是一家农产做梦都不敢奢望的交通工具了。我
们当时打了借条，“长征”结束后，我们通过铁路货运，打“零担”，
把车邮给了济南市委。像我们当时这样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
项注意”的红卫兵组织，不能说没有，恐怕也不多。现在想起来，
当初的那场“泊镇辩论”也真是没名堂，其实，就凭我们一路上吃
饭交钱，最后，还要把一辆平板车还给也许已不存在了的“济南
市委”，就可以断定我们是不折不扣的“老保”。
有了这辆平板车，剩下的路途就比开始那一段轻松多了。
车上除了刘殿文躺坐的地方外，还可以装上扬琴、大贝司、低音
胡。而在此之前，这些“重兵器”，也都是我们一步步从天津扛到
济南的。
出济南西行，风物渐有不同。从东平到郓城，需要通过当年
的“水泊梁山”。一进梁山地界，不知是心理因素作怪，还是真的
如此，总觉得在路上偶尔遇到的当地人，都似《水浒传》里的人物
一般。这里的妇女们，穿一种即使在河北农村也只能做被面的
大花布做成的棉裤。一条肥厚的裤腿上，印得下两大朵粉牡丹、
三大片绿叶子。这样两条“触目惊心”的裤腿，不是不由你想不
起孙二娘来吗?而推着“扛州车子”的汉子，也真的身穿“皂布”
，对襟棉袄，胸前，闪烁着一排明晃晃的白布扎就的“疙瘩襻儿”。
脚上，还裹着绑腿。远远望着这样一排推车人，谁不以为“智取
生辰纲”的那伙弟兄们又来了呢?
东平湖却不知从何时便于了底。当年掩藏着一百零八位英
雄的浩大苍茫的大湖，居然没有留下一点儿影子、一滴水。湖底
虽已干涸，但系沙质，依旧比路上难走得多。湖又大，我拉着刘
殿文，想着当年浩渺的水势，想着当年呼啸着从湖面掠过的响
箭，一步一步，艰难地走过了东平湖。
夜宿梁山，才知到白天在湖底所发的思古之幽情是多么好
笑。县政府门前，人们在挑灯夜战。这些“梁山好汉”的子孙们，
正在“忠义堂”前演着两派“夺权”的大戏，只不过那在夜风中招
展的，已不是“替天行道”的杏黄旗，而是“造反队”的红旗罢了。
过了宋公明的老家郓城，就是有个极美丽名字的古城——
菏泽。出菏泽再向西，一进河南界，便是兰考丁。
进兰考的前一天，天降大雪。铺天盖地的银装，不但掩饰了
贫瘠的土地，也给我们增添了一点儿“雪里行军情更迫，头上高
山，风卷红旗过大关”的豪情。愈近兰考县城，便愈多地看到那
有名的泡桐树在雪中苦苦地挺立着。看到泡桐，便想到那位使
这种植物的名字同他的名字一起，在一夜间便传遍了中国的共
产党人。当时，兰考县的两派组织正在准备武斗，县城里一派肃
杀之气。“心中装着全世界，惟独没有他自己”的好书记走了，但
他走得太匆忙，没有留下话告诉天真的人们，这两派不共戴天、
却都打着他的旗子的人，究竟谁是他真正“亲密的战友和同志”。
春节来了。在兰考红卫兵接待站支起来的大锅前，我们吃
了“长征”途中惟一的一顿肉，而且，是在这穷困的兰考。肉是河
南的吃法，厚厚的片儿，沾上点干面，在油锅里炸熟。吃的时候，
不知是谁说了一句：“也不知贫下中农吃着肉了没有?”这一句
话，害了大家的胃口，没有人回答他，同时，也没有人再觉得这肉
香。人们低着头，三口两口，把这难得的佳肴和负罪的意识一起。
咽进了肚子。
初二，忽然看到县城中心的十字路口，有许多背着枪的解放
军战士在扫雪。他们全副武装在公众场合引人注目的出现，似
乎很不寻常。就在焦书记生前工作过的县委大院的墙上，我们
看到了毛泽东“关于军队要支持左派的指示”。我知道，这场史
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此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而
我们的“长征”，也到达了它的终点。
在焦裕禄的墓前，我们列队宣誓，要像他那样“永远为人
民”，要像他那样，把自己的一切，“献给共产主义事业”。为了记
住这份真诚，为了记住这次“长征”，我们手拿“红宝书”，留下了
两张照片。照片上，有我当时写的题字。一张上写的是“长驱千
里吊烈士，誓将遗愿化宏图”。一张上写的是“千里征途一路
歌”。
四分之一世纪过去了之后，再面对这昏暗的照片，辨认着上
面一个个曾那样熟悉的面孔，我百感交集，却不知说什么。“心
在天山，身老沧州”?又不仅仅如此。当年的“誓言”还在，但“宏
图”却仿佛模糊了。当年这些和我同以六枚小枣当一天的干粮，
和我同在一面红旗下跋涉，和我同在一块三尺舞台上跳《造反有
理》的战友们，已不再和我共事，其中的大部分人，已好多年没有
再见了。但我却知道，他们依旧和我共着哀乐、共着命运。因
为，我们毕竟是一代人。我们毕竟在一起共同度过了我们生命
中最美好的时光。而你生命中可以被称为“最美好”的东西，究
竟还有多少呢?
(原载《大串联)，知识出版社，1993年第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