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兰朵”与“图兰多”孰美

话语权的争夺

    刚进九月，北京文艺舞台上便有两出戏“狭路相逢”——祖宾·梅塔指挥、张艺谋导演、意大利佛罗伦萨节日歌剧院演出的歌剧《图兰多》在清帝祭祖的太庙前搭起了巨大的看台；同时，号称“四川鬼才”的魏明伦在政协礼堂也敲响了川剧《杜兰朵》的大锣。虽然北京地铁张贴的《杜兰朵》广告上写着“中国川剧与意大利歌剧首次世界性对话”，但事实上，“对话”的愿望恐怕是一厢情愿，世界顶尖的“大腕”加上紫禁城的威严再加上令人咋舌的投资，富丽堂皇、金光灿烂，谁会跟你小小的自贡市川剧团“对话”?再者说，看歌剧与看川剧的观众圈很少重叠，就像北京老辈人说的：“好养鸟的不养鸡，好吃萝卜的不吃梨”，怎么“对话”?

   “对话”不成，“比较”也难。一个是经过张艺谋用尽心力充分“包装”过的西洋歌剧，一个是“土得掉渣儿”、在现代城市青年眼中比西方大部分艺术形式还陌生的地方戏，几乎不具备可比性，谁能说冰激凌和炸臭豆腐那个更好吃?但我把两出戏都看过之后，却觉得虽然表面上一个是“外国人臆想的中国故事”，一个是“中国人再创的外国传说”，但在这两出戏背后所反映的，却是关于诠释中国与中国人的话语权的争夺。

    迄今为止，在西方的文艺作品中，中国人的形象基本上是由西方人塑造的。本世纪初，由于文化的隔阂和普遍存在的种族歧视，“中国”与“中国人”在大部分西方人眼里是愚昧、残暴、落后的象征。且不说那些歧视中国的种族主义者，就连一些在主观上对中国和东方友善的作品，也常常出现对中国和东方的误解和偏见。就以《图兰多》为例，它在西方演了几十年，居然没有一个西方人对剧中一些极不合理的情节提出过疑问，也许在大部分西方人看来，中国人本来就是这个样子。

《图兰多》的不合理之处

    但是，在中国人看来，歌剧《图兰多》的剧情就极其缺乏合理性。全剧的“戏核”是中国公主图兰多公开用猜谜的方式征婚，却要杀掉所有没有猜破谜底的求婚者。这种乖戾的暴行不但令人费解，也缺乏任何文化心理学和人类行为学的解释。剧中说，图兰多因为祖母被鞑靼人所杀，所以便用这样的办法复仇。在中国，民间的确流传着“抛彩球”择婿的故事，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也的确曾有过许多残暴的君王，但无缘无故地借“选婿”的方式向无辜的人“复仇”，却闻所未闻、匪夷所思，不合中国民情。在中国所有的传统文化如儒、释、道的理论与实践中，在全体中国人千古如一、共同遵守的道德中，“复仇”的思想和行为基本上是被否定的。儒家的核心思想其实只有两个字，一个是“忠”，另一个就是“恕”；佛教把“杀”列为“五戒”之首，把意味着仇恨的“嗔”视为“五毒”之一，而其修行的“八万六千法门”，其全部目的无非便是要去掉“贪、嗔、痴”；在道家看来，“善者自兴，恶者自败”，强调的也是与“复仇”相反的“清净”。即使是“复仇”，也是“冤有头，债有主”，中国公主的滥杀求婚者，是只有对中国文化、中国道德一无所知的人才能臆想出的情节。

    歌剧的结尾则更缺乏合理性和可信性。当一直爱着男主角鞑靼王子卡拉夫的侍女柳儿为了保护自己心爱的人而自杀之后，卡拉夫立即便用自己的“长吻”融化了公主冰冷的心，赢得了图兰多的爱，在对“爱情”的礼赞中以“大团圆”的形式结束了全剧。我不知道在本世纪初西方人眼中的东方人“自私”、“无耻”到了什么程度，但我以为无论是哪一个国家、民族的男人，只要他还是一个男人，他恐怕就无法做到眼睁睁地看着一个爱你的女人为保护你而献出了生命之后，立即心安理得地去吻那个使这个善良女人失去生命的另一个女人。我想，假如把这样荒唐的情节放在另一部戏中，并把主人公和剧情发生地改为西方人和西方的话，不知道有多少西方观众会嗤之以鼻。但是，在这出戏里，这是“东方人的行为”!这是发生在“中国”的事!而且，这是大师的作品!是全世界所有“有文化、有教养”的人都应该顶礼膜拜的伟大作品!

    所有艺术创作，哪怕是“荒诞”的和纯科幻的作品，也要合情合理，用中国戏剧家的话说，即“出乎意料之外，却在情理之中”，但《图兰多》的剧情却严重违背了中国的民情，说明本世纪初西方人对东方的文化隔膜之深，即使是普契尼这样的大家和主观上对东方满怀善意与憧憬的知识分子也难做到不带任何偏见。

太庙前的“后殖民心态”

    当然，普契尼的音乐了不起，祖宾·梅塔的指挥也很棒，几位歌唱家也算得上一流，歌剧的“包装”——美工、服装、场面等等，亦堪称美轮美奂。毕竟这场戏光服装费就花了800万美金，全剧的预算则高达1600万美金，以这样的经费来堆砌“美”，以这样的经费来追求形式，当然可以有眩入耳目的效果。在这场从始至终都是商业行为的“中国公主回归紫禁城”的“销售”中，成功者当然是经营者和张艺谋。当意大利的绅士们用1200美金一张门票的价格坐在中国的“真皇宫”(其实还不是百分之百的皇宫，只是皇宫的附属建筑)里听600名演员用意大利语唱他们的“家乡戏”的时候，当“先富起来”的中国人花平均几百元(—个农村失学儿童一年的学费)的“高消费”来听几段《茉莉花》曲调的时候，他们的付出还是值得的，因为只有张艺谋能让中国人和外国人在同时都享受到高雅的“异国情调”。几年前，当一些青年批评家指出张艺谋电影的美学倾向中存在着“后殖民心态”的时候，我还颇不以为然，但在强光照射下的太庙前，我却明显地感到了这一点。以为自己能“欣赏”歌剧(其实在场的绝大部分中国人既不懂音乐，也不懂意大利文)便是“高等华人”固然可悲，只因为外国人用中国的曲调“编”了一个“中国故事”便觉得“自豪”，只因为有这么多外国人来看我们的“中国版《图兰多》”(其实哪有什么“中国版”，普契尼的音符一个也不能动!)便感到“作为中国人的骄傲”，其实也是一种“后殖民心态”的表现，在这种“自豪”与“骄傲”底下所掩盖着的，还是一种深深的民族自卑。一些人在不知不觉地用西方审美观替换了民族审美习惯的同时，认为只有西方人觉得美的才是美的，只有被西方人肯定了的东西才是好的。说张艺谋在过去的电影中有意“挖民族的烂疮给外国人看”，绝对是对张艺谋的诬蔑和误解，但说张艺谋在《图兰多》中“融合了中西文化的精华”，则更过分。平心而论，在歌剧《图兰多》中的张艺谋，只不过是一个完全不懂歌剧的、基本不懂中国传统文化的、花里胡哨儿的超级“包装工”而已。他是一个杰出的视觉艺术家，但却用华丽的外部形式断送了歌剧的本质和欣赏传统。歌剧从来是“听”的，不是“看”的。在张艺谋的“歌剧”中，视觉的成分远远压倒了歌剧的灵魂——音乐。他成功地把“紫禁城”推销给“老外”，把“意大利歌剧”推销给中国人。东西文化的互相吸引与各自的特色和误区都在张艺谋夸张的色彩与喧宾夺主的场面中变成了滚滚而来的钞票。中国人说：“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悲哀的是，对中国听众而言，真正意大利歌剧的妙处在太庙周围的灯墙和大功率扩音器前已难寻觅；对西方听众而言，他们所看到的“中国”，也只是一个被深谙西方人审美趣味的张艺谋精心“包装”后的“中国”。惟一令人稍感欣慰的，也许是当许多现代中国人失掉了自性和民族审美习惯的同时，意大利人似乎也同时失掉了自性和民族审美习惯。我们盲目地迷信外国歌剧，他们盲目地迷信张艺谋。我不知道这是商业炒作的要求还是时代的玩笑，更不明白那些西方的绅士们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千里迢迢跑到太庙前来听扩音器里的歌声。

魏明伦的“唐·吉诃德”情结

    与太庙前的珠光宝气、富丽堂皇相比，川剧《杜兰朵》的剧场前显得特别冷清，舞台上显得格外寒伧。虽然北京的地铁里随处可见“中国公主杜兰朵”的大幅广告，但却极少有年轻人主动买票到剧场中来。在歌剧辉煌光彩的映衬下，魏明伦的努力显得有些苍凉和悲壮。当然，想开了，也没有什么“不平衡”，川剧的全部美工费，才6万人民币，只不过是人家的几张门票钱!当今商业社会，讲的是“投入产出”，号称“魏大胆”的魏明伦，凭什么带着一个偏远地区的川剧团来北京和世界级的“大腕”们打擂呢?

    我觉得，魏明伦的剧本不仅仅像他说的那样，把一个“外国人臆想的中国故事”加以“中国化”、“戏剧化”、“川剧化”，更重要的是，他使这个原本不合理的浅薄故事“合理化”、“深刻化”了。在川剧中，中国公主杜兰朵因为长在深宫，养尊处优，同时周围尽是“阉”了的男人而对男人世界和性爱产生错觉和心理抵触。她认为男人是“须眉浊物”，又对性爱怀有恐惧心理，因此试图以“杀一儆百”的方式吓退那些企图攀龙附凤的求婚者。这种有变态心理学根据的解释，起码比莫名其妙的“复仇”更容易被人接受。而且，在川剧中，失败的求婚者并没有真被杀头，它只是公主拒绝男人追求设下的一个“圈套”。川剧的结尾也改得好，“无名氏”(在川剧中，男主人公由“鞑靼王子”改为隐逸山林的无名隐士)目睹柳儿的壮烈和痴情，痛悟当下，“自恨我走火人魔障，追求牡丹花中王。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行。千里寻美美何在?——最美的姑娘早在我身旁!”他切望着“让柳儿重新回到人世上，我与她青春做伴好还乡”，拒绝了皇帝召驸马的旨意而驾起扁舟一叶，重新回归江湖。而杜兰朵，也因柳儿的牺牲“醍醐灌顶似惊雷”，她唱着“今夜无人人睡，一夜间无知女长大几岁”，大彻大悟，懂得了在“沉鱼落雁外貌美”，“龙楼风阁权势美”，“清风明月自然美”之外，还有更有价值的“真情挚爱心灵美”，于是，她毅然脱下凤冠霞帔，换上柳儿的服装，学柳儿的样子，也驾起小船追“无名氏”而去。

    魏明伦充分发挥了川剧的特长，以情动人，以情感人，在紧凑而层层推进的剧情中，“无名氏”与杜兰朵、柳儿的心理刻画得可信、可爱、层次分明，尤其是柳儿的形象，丰满而有个性，有着极强的感染力。演员的表演也属上乘，“唱、念、做、打”俱佳，剧中还巧妙、自然地将传统川剧的一些绝活和表演程式，如“喷火”、“行船”、“走矮子”等融人剧中，增强了全剧的艺术性和欣赏性。

    在西方强势文化与艺术商品化的双重攻击下，魏明伦像唐·吉诃德一样骑着他的瘦马，举着他的长枪。而一些同他一样眷恋着祖国传统文化的中国人也在各自的岗位上为民族文化的复兴苦斗着。古往今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始终是道统和文化传统的承继者、捍卫者，即使在外族统治下，也把传承文化传统视为己任。只有在这个百年里，中国的传统文化才被中国的大部分知识分子视为“误国”的祸根，被我们自己踩在脚下。据说，在《图兰多》演出之前，经营者专门查阅了北京百年来的气象资料，认为九月初最适合露天演出。但是，9月2日的首场演出(专门演给新闻界、文化界)便遭雨袭而被迫改期。是日，开演前10分钟始落雨，初为零星小雨，后渐转大。几千观众冒雨等候。至9时许，雨仍无停意。待组织者宣布演出改期时，雨渐小，待大部分观众走出太庙时，只见晴空如洗，纤云皆无。在以后的几天里，也有白天晴一天但演出时暴雨倾盆甚至下冰雹的事发生。人们开玩笑说：“在太庙前瞎折腾，连祖宗都不答应了。”假如我们祖宗的在天之灵真的关注着今天的文化市场的话，我倒是觉得，我们对自己传统文化的忽略，才是祖先最不愿意看到的事。

(原文首载1998年第10期香港《明报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