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扇面》序

这已是我第二次为老同学郭忠萍作序了。第一篇序，是 1988 年为她编著的《法鼓艺术初探》所写，那是一本学术著作。十二年后，她又拿来了新的成果——就是这本用一首长存在她记忆中的杨柳青民歌曲名命名的诗歌集《画扇面》。郭忠萍在“前言”中说：“我从小与音乐有缘，是听着那首脍炙人口的杨柳青小调《画扇面》长大的。”在这本新书中，郭忠萍不但展现了她多年来在歌曲创作方面孜孜以求的成果，还用一种类似新民歌的形式直接讴歌了她对祖国、家乡和生活的热爱。

杨柳青是津西重镇，在中国北方文化中有较大的影响，谈到中国近代的木版年画，人人都知道“南有桃花坞，北有杨柳青”。而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典型的农耕文化的产物。相对于后起的城市文化而言，农村文化更能代表中华文明的古典精神。就像北京人常说：“先有戒台寺，后有北京城”一样，对天津文化来讲，也是“先有杨柳青，后有天津卫”。至少，在讲到“天津文化”这个概念时，杨柳青的年画、民歌、民俗和齐家大院是不能不提的。这些“土”东西的存在，使天津文化中浓烈的殖民地色彩有了一些必要的缓冲。

不知道是什么人给杨柳青起了这么一个有色彩、有诗意的名字，你只要一看见这三个字，便已经是满眼绿色了。虽然我也是在天津长大的，但“吾生也晚”，在我的印象里，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杨柳青却和其他郊区的市镇没有多大的差别——灰蒙蒙的天，灰蒙蒙的地，手扶拖拉机一过，沥青马路上便暴土扬尘的，那里见得到什么杨柳和绿色？如果一刮东北风，估计更惨，因为杨柳青的东边，便是一个有名的热电厂，远远的，便可以看到它巨大的烟囱。没有办法，大工业的发展总是以牺牲田园风光、浪漫主义和人性、人文为代价的。而一个社会占主导地位的审美观，又常常是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息息相关。五十年代初，当我们的国家倾力进行工业化建设时，我们就曾把大煞风景的电线杆和污染环境的大烟囱当成“美”来欣赏、歌颂。那时的歌中唱的是：“牛羊肥壮驼铃响，远方的工厂冒青烟。”只有当我们的生产方式和生产水平发展到了一定阶段，有暇回顾身后了，才可能发现和注意到社会“进步”负的一面，注意到诸如环境污染等问题。无可奈何的是，这种“发现和注意”，一般总要靠自己“发展到了一定阶段”才好说，“先知先觉”的旁人有时很难越俎代庖。西方发达国家的一些旅游者希望在中国看到的永远是“小桥流水”，是“东方的田园气象”，但我们却不能为满足他们的“审美享受”而不要冰箱、电视和汽车。“小康”的北京市民已经“发展”到高度关注土地沙漠化和水土流失问题的水平了，因为北京春天的沙尘暴给满大街的汽车带来了困难。但对急于“脱贫”的林区山民来说，贫困的压力比遥远的城市每年刮几场风要真切和严重得多。“不砍树，俺吃什么？”这个问题不解决，光靠普及环保知识恐怕还不够。因此，当“觉者”为“迷者”开悟时，还要先帮他致富才是。

《画扇面》的意境与《绣荷包》、《扎风筝》一样，带着一种浓郁的乡土气息和怀旧情结。因为“画”与“扎”、“绣”，这些已经久违了的带有艺术性质的手工劳作，在过去，曾是普通女子普通的技艺。“扇面”也与“荷包”一样，在农业社会是姑娘们向自己的意中人表情达意的“信物”和“念想儿”，在那小小的物件上，画满了、绣尽了姑娘的浓情蜜意。我相信现在杨柳青的姑娘们，恐怕已没有几个会“画”、“扎”、“绣”了，扇面与风筝成了批量生产的挣外汇的出口商品，而姑娘们如果有话要跟情人说，会在电脑上发个 E-mail 。用半个月的时间绣一个荷包，送给也许只能维持三个月的“爱情”，是不是亏了点儿？看郭忠萍的这本集子，也有点像在读历史，每一首歌，都是一枚足印，都带着几十年来的风丝和雨滴。从为“电灯、电话、楼上、楼下”自豪，到为《蓝色宣言》呐喊；从政治口号的罗列，到真情与个性的逐渐显现。杨柳青在进步，郭忠萍也在进步，而杨柳青与郭忠萍的所有进步，都是与中国的进步同步的。我希望郭忠萍还能孜孜不倦，更希望杨柳青能象郭忠萍的歌中说的：“还我绿地 / 还我蓝天 / 还我梦中那美好的家 / 还给我们本来的大自然。”

杨柳青，多美的名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