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性别

——从观音菩萨的“变性”谈起

人有性别，民族也有性别，甚至历史、文化，也都有性别。人们曾诧异：为什么敦煌莫高窟壁画中的观音菩萨长着漂亮的胡子，完全是一个伟丈夫的形象，而宋代之后，观音菩萨却变成了一个端庄秀丽的女子。佛学家们在研究了佛经和菩萨信仰在中国的流变和发展之后说：在印度，观音菩萨原本无所谓性别，因为根据佛经中的说法，菩萨已超脱了生死，当然也就超脱了性别。只是为了度化众生的方便，菩萨才现“三十二应身”示人，也就是说，菩萨本是无所谓男女、可男可女的。唐时，观音菩萨的信仰初人中国，为了教化众生，便以“男相”出现。到了宋代，理学发达，“男女授受不亲”的遗训被推崇备至，为了女居士们修行方便，观音菩萨便渐渐“变”成了“女性”。

这种解释有一定的道理。可仔细想一想，却还觉得不够妥帖。观音菩萨本无性别，入唐之后，先为男性，两宋以降，渐为女性；而且这种变化是基于中国文化的变化，这都不错。但是，把这种变化的内在动力，归功于女居士们“方便”的要求，则似乎经不住人们的深思。宋儒讲理学，竭力提倡男女之大妨，但从未反对过女人拜男性祖宗，也没有反对过女人拜孔子，虽然孔子也是男性。任何一个腐儒都不会看到自己的妻女拿着一本《论语》时便大骂：“你怎么敢看男人写的书?”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相信，宋代的女居士们只因为释迦牟尼成佛前是男人，便认为在自己的房间里供奉释迦牟尼的像“不方便”，而一定要有一位现女相的观音菩萨供奉才“方便”呢?

我认为，观音菩萨自唐至宋由男变女的原因，是因为自唐至宋，我们民族的“性别”变了。

当然，我所谓民族的性别，不是指社会发展史上的“母系社会”、“父系社会”，而是一种比喻，是对我们不同时期的民族传统文化和社会气质的一种感受。请问，哪一个对中国文化史哪怕只有一知半解的人，不在中国文化的流变中，有一种强烈的性别感呢 ?殷钟商鼎不必说了，春秋五霸，也绝对是男性的时代。秦朝短命，但就凭从始皇陵挖出来的那支军队，便可知道其时的雄风大炽。到了汉代，应该算是男性时代的顶峰了。且不说我们民族对外战争史和疆域开拓史上那些少有的辉煌，单单提一下这些人的名字：卫青、霍去病、张骞、苏武……就够让人热血沸腾的了。那个时代有多么男性，你可以自己想一想：即使是自知“无面目报陛下”的败将李陵，也曾“提步卒不满五千”而“抑数万之师”，“转斗千里，矢尽道穷，士张空拳，冒白刃、北首争死敌”。这还不算，而当一个男人被迫失去男人的根器时，在那个时代，竟会产生一部不朽的《史记》!而明清之时，则只能产生大大小小的魏忠贤、李莲英们。我们的民族至今姓“汉”，我们的语言至今叫汉语，我们的文字至今叫汉字，恐怕不是没有道理的。

有什么样的时代，便有什么样的艺术。只要看过汉代石刻的人，哪个不被其中磅礴粗犷的气势所震撼?李唐一代，虽说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但已经开始向女性文化过渡。雍容华贵之中，已少了几分霸气，添了几许妩媚。两宋之时，中国文化开始全面呈现女性化的趋势，在那些传世的宋瓷身上，最艺术地体现了女性的靓丽、秀美和润泽。精细传神的院体工笔画和潇洒俏皮的瘦金体书法，与洛可可艺术前后呼应、东西观照，似乎揭示了所有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

比我们更男性的北方民族的南下，使中国文化的中心由豪放粗犷的北方移到了婉约秀丽的江南。时代使然，大势所趋，辛稼轩们的慷慨高歌，无论如何盖不过“小红低唱我吹箫”的幽幽浅吟。其后，汉文化女性化趋势的强大和不可逆转，甚至使蒙古族和满族的两次文化切人都如泥牛人海；而东方智者们所传授的“以柔克刚”的诀窍，也都一一被历史所验证。直至今天，人们还在不停地、不带任何贬义地、有时还颇为幽默地唠叨着：阴盛阳衰。

“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这是宇宙间的至理。阴阳互补，男女平等，无论女性文化还是男性文化，本无所谓上下、高低、好坏。但一种文明由早期粗糙的雄健开阔逐渐发展到后期细腻的温柔典雅，似乎已被许多民族的文明史所证实。而且，这种变化还有一点儿像大自然的规律，其不可抗拒、不可逆转，连号称圆通的观音菩萨也必须随缘。我们当然不能仅凭自己的艺术观和好恶来臧否这种变化，我们只是希望能找到一种先例，找到一种由男性文化演变为女性文化后依然长时期保持自性和繁荣的文化先例，遗憾的是，面对这个问题，人类的历史还显得太短。

也许，观音菩萨的“三十二应身”倒是一种启示，在无尽的时间和空间里，只有变化是永恒的。而“物极必反”、“生生不息”的古训也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君不见，当满清皇族的子嗣们一代不如一代，直至连生物最基本的延续种族的能力都成了问题的时候，革命不也就开始了嘛。

(原载《东方》199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