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听乐记

刚到伦敦，我便一猛子扎进了我神往已久的博物馆、美术馆。连口气儿都不喘地游了几天之后，刚抬头换口气，便又心头一热。忙拽住斯蒂芬的脖领子，说：“老钟，我要听音乐会！”

斯蒂芬的中国名字叫钟思弟，是我的铁哥儿们，也是个音乐家，中国通，专门研究中国北方的民间管乐。虽然他是个纯种的盎格鲁·撒克逊，可跟我却绝对地臭味相投。他眨眨眼，问：“你要听什么音乐会 ?C1assic? Jazz? Pop?还是Rock?”我说：“莫问这许多，先切五斤上好的牛肉，店里有好酒，尽管上来!”

于是，便又一猛子扎进了音乐会。什么伦敦皇家交响乐团，什么日本尺八独奏，什么印度民间音乐，偷一句俗透了的话说，那才叫“琳琅满目(耳?)”。但那些日子老钟忙着演出和录音，大部分音乐会是我一个人坐地铁去听，只有一次，是他驾车陪我去的。

这场音乐会在牛津，驾车，走高速公路，也得两个小时。路上，老钟一边驾车，一边给我介绍这场音乐会独奏的旅英中国小提琴家李佳。他把一个汉学家所掌握的所有汉语中的褒义词全用在了李佳身上，而且表情丰富、感情充沛。我不吭声，光听。一来，我上车就有点犯困；二来，我跟老钟虽说“臭味相投”，但却在一件事上常常观点相左：他因为酷爱中国文化，爱得有点儿走火入魔，便坚持认为所有中国女孩都美丽。在伦敦街头，他只要看到黑发黄肤的女孩，便目不转睛地看。然后，极真诚地感叹：

“哎呀呀，她太漂亮了!”根本不管对方燕瘦环肥。而当我有时赞叹某个英国女孩漂亮时，他却总要耸耸肩，摊开手，极不屑地看着我：“你的品位真的这么低吗?”对他的这种“种族歧视”，我已习以为常，所以，他对李佳的描述赞叹，便成了我打盹时的“背景音乐”。

李佳的音乐会在牛津一座原来的教堂中举行。据说，这座教堂的音响效果极佳，绝不亚于专门设计的音乐厅。大厅里，三面是梯形的坐席，颇像体育场的看台。我们的座位在最后一排，因此是“高高在上”了。居高临下，圣坛前，只见齐齐摆开一个西洋双管乐队，静静地等着一位中国女孩。

李佳出场了。她看上去只有十七八岁。一瀑黑发、一袭白裙，都长长的，熨帖而自然地垂下来，从头到脚，没有任何饰物。身挑儿却细细高高的，向上而挺拔，像一枝水仙，清清淡淡的。

大家鼓掌，稍显过分，比平常的礼貌多了一点儿热烈；她鞠躬，略带腼腆，比一般的矜持少了一点儿矫饰。她拉的是柴科夫斯基的《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乐队奏出由弱到强又由强而弱的引子之后，恭恭敬敬地停下来，为李佳捧出一片静寂，仿佛用一把利刃划开夜幕，剥出一轮明月。琴声从乐队止步的地方开始，似乎有一点儿犹豫。孤独的琴声像一个无助的少女，面对着陌生的世界。在短短的徘徊之后，小提琴终于鼓足勇气，敞开心扉，在重新加入的乐队轻声陪伴下，雍容大度地，讴出了如歌的主题。

如泣如诉。没有任何别的词能代替这四个字，整个一个“如泣如诉”。当年苏子在一个月明星稀之夜，泛舟赤壁，酒酣耳热之时，忽闻江上乐声。苏子极天才地将其形容为“舞幽壑之潜蛟，泣孤舟之嫠妇。”百世轮回，当年东坡所闻，莫非便是李佳所奏吗?

世界上的人都知道，英国人最讲礼仪；英国的听众都知道，在一部协奏曲的三个乐章间，是不鼓掌的。但是，当李佳以一个东方人特有的风度、气质、分寸感，和一个少女的纯真拉完第一乐章的最后一弓，同澎湃的乐队一起把情感的大旗插上音乐的峰顶之后，听众却不约而同地鼓起了掌，而且，经久不息。我先是愕然——要知道，这是在骄傲的牛津啊!继而感动，然后，是感激。但我不知道该感激谁，是感激这个用她的清纯和音乐征服了牛津的中国女孩，是感激这些难得“破坏”一次音乐会礼仪的英国绅士、淑女们，还是感激老柴，感激老钟?

那夜是欧洲的圣约翰节，类似我国的“鬼节”——盂兰盆节。李佳的协奏曲之后，还要演奏穆索尔斯基的《荒山之夜》，但我们还是到后台向李佳表示了祝贺之后，便驾车返回伦敦了。

夜色正浓。路面上，一行行反光的行车线在车灯的照射下像一条条闪光的长蛇，拼命向车后奔去。我急着讯问关于李佳的种种情况，老钟却只顾开车，不耐烦地说：“我来时就已经告诉你了——她是最好的，就是这样!”

没办法，我只好把头往后一靠，鼻子里吭着老柴D大调的旋律。老钟皱着眉头忍了半天，终于忍不住，用典型英国绅士的口吻抗议：“我还是比较喜欢听李佳的演奏！”我马上停止“演奏”，说：“那么，你讲讲李佳?”于是，老钟只好又重复了来时他讲过的一切：

李佳是云南人，今年 20岁，自幼随其父李亮才学琴，9岁那年，与其父同来英国，人英国一所有名的音乐学校。十一年来，她勤勤恳恳地学琴，她父亲勤勤恳恳地教琴；她出类拔萃，他桃李满门。她的天才，很快被英国人接受，从一个“中国神童”，健康地成长为一个成熟的演奏家。而她父亲，也以他强烈的责任感，卓有成效的教学方式、“诲人不倦”的精神、“传道授业解惑”的道德风范，以及他对学生一视同仁的慈父般的爱，赢得了所有学生和家长们的尊敬、爱戴。李佳以优异成绩从音乐学校毕业后，已经在欧洲音乐舞台上有了一个灿烂的开端，完全可以当个职业音乐家，出大名、过好日子了。但她认为自己自幼学琴，无暇旁顾，耽误了全面学习的机会，便毅然考取了牛津大学，主攻音乐学。那年夏天，她在牛津举办了一场音乐会，晚会后，专程来听她演奏的李亮才驾车返回伦敦，就在我们走的这条路上，一个驾驶集装箱拖车的司机打了个盹儿，用巨大的车轮，碾碎了李亮才的小车，碾碎了这位正值中年的来自异国的音乐家的躯体和他的全部梦想、抱负，也碾碎了李佳母女的心。

李亮才的追悼会，在伦敦郊区的一座教堂里举行。许许多多的人，来自许许多多国家的人，认识的、不认识的，从他最小的学生——刚刚几岁的日本女孩，到白发苍苍、在世界上享有盛名的英国乐坛巨擘，都来到他的灵前，来到这个在他自己的国家寂寂无名的音乐家灵前，献上自己的一份沉甸甸的尊敬和真诚的怀念。所有的人都说着同一句话：“太可惜了，这么好的人 !”他热诚而寡言，不善客套，不工心计。生前，遇到每一个来自中国的人，便只会问一句：“有什么困难我可以帮你吗?”一般的英国教师只要课时一到，便会停下说了一半的话，下课。他却不，他把所有学生都当成自己的孩子，把每一次授课都当成爱的给予。他来英十一年，他给了女儿一个锦绣的前程，给了学生一个做人的楷模，给了世界一批优秀的小提琴家(不仅他女儿一个)，给了祖国一个不大不小的骄傲。追悼会的高潮，是通体皂素的女儿在父亲的灵前演奏其父创作的小提琴曲《故乡》，一位英国的著名钢琴大师为她伴奏。琴音低回，所有的人都哭了，为她的琴、为他的灵魂、为他和她的故乡、祖国。从那天起，李佳母女便沉浸在从天而降的悲痛中。异国他乡，孤女寡母，其情可知。这期间，李佳辞退了一切预定的演出。整整半年过去了，在这个圣约翰之夜，还是在这个音乐厅，李佳从悲痛中走出来，开了这场专门纪念她父亲的音乐会，用她的音乐、她的心，她的同父亲一样寡言而沉静的风度，追悼自己的父亲，追悼这位在许许多多普通英国老百姓心中的“好人”。我这才懂得，刚才听众为什么鼓掌，而后台，为什么是那样一种沉静中透着刚毅的气氛。我这才懂得，李佳绝不像她外表显示的那般柔弱；而英国人，也绝不像传说中那样冰冷古板，英国人，是多情的民族。

车已驶入灯火辉煌的伦敦。那晚上，我和老钟再也没有说一句话。躺在床上，我忽然庆幸我们没有听《荒山之夜》。穆索尔斯基嘈杂吵闹的鬼魂中绝没有那个好人的在天之灵。李亮才的魂灵不在“荒山”之上，而在天国之门。

在英国，我只见过李佳两次，一共也没说几句话。一次就是那晚在后台，自我介绍之后，我只说了一句：“你拉得真好。”其他来向她祝贺的客人，也都没有多说话。当时，我还不知道她的身世和晚会的意义，但是，在这个清纯、朴素、稳重、宁静的中国女孩面前，你不可能多说一句话。真的，我当时便有一种奇怪的感觉，面对她，你仿佛面对一地新雪，自会踟躇；你仿佛身在庙堂，自会低声。她靠着她母亲的肩膀，左臂夹着琴，右臂软软地垂着，拎着琴弓。对所有的祝贺，她都礼貌地微笑着，没有一句话，更没有一次成功的演出之后在后台常常见到的狂热和陶醉。她有点儿疲倦，没有化妆。在弯月状的晚礼服领口中，在她少女的细细的锁骨上，一块被琴压磨出的、记载着她全部艰辛的深紫色的伤痕触目横斜，像高天中挂着的太阳，沉静地照耀着。

第二次见她，还是在牛津，我讲“中国佛教音乐的历史和现在”。她来听课，坐在靠窗的第三张课桌后，还是那么朴素、安静。我讲课时，她极认真地听，极认真地记。课后，她走过来问了几个问题。她诚恳地说，她觉得自己知道的中国文化太少了，她要好好学习中国的传统文化。她还是那么静静地微笑，仿佛她刚刚走出来的那个噩梦是属于别人的。

我离开伦敦的前一天，老钟为我开 Panty，李佳临时有事没能前来。那天，我对着一群笑闹着的英国女孩，问微醉的老钟：“你只知道中国女孩美丽，但你知道为什么吗?”老钟睁大眼，摇头。我一手端着酒杯，一手指点着他的前胸，一字一顿地说：“因为山，水，因为中国的山水，明白吗?”他继续摇头。我一口气喝干了杯中的威士忌，只觉胸中满满地鼓荡着中国的灵山秀水，莽莽云烟。我清醒地知道，那是沧山，是洱海。

是夜，吾大醉。

(原载《音乐爱好者》199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