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书之缘

读书人大概都有这样的体会：书是有生命的。每本书，都有自己的名字、相貌、性格、命运。单说外表吧，同样是精装，有的雍容华贵、大家气象；有的却露出股纨绔气来。都是平装，也有的寒酸，有的朴实深沉。刚出版的新书，那油墨的清香，让人想起“豆蔻梢头二月初”的句子。而一本破旧的线装书，也会使人凭空体味到些许“平生塞北江南，归来华发苍颜''的悲凉来。因此，书斋不在大小，一桌、一椅、四壁书，便是大干世界，便是芸芸众生了。若书是死的，古往今来，又有哪个读书人奈得住孤馆青灯？

有生命，就有缘分，或深，或浅，或平常，或奇特。杨绛的《干校六记》初版，偶购之于肆。回来乘公共汽车，一手扶栏，一手把卷。下车时，那薄薄的一本，竟读了大半。杨先生的文笔，清丽如莲，款款地，娓娓地，又意蕴极深。仿佛《宋高僧传》中的净土名僧少康所述之偈，“非哀非乐，不怨不怒，得处中曲韵。”一时心中欢喜，当即乘回头车又去买了 4 本，打算送给朋友们看。其后几天，谁来了，我便和谁谈《六记》，谈得兴起，便拿出一本送人，好像如此好文章，自己不能独吞了似的。现在回忆，却想不起到底送了谁，反正书架上单没了这本书。是真爱，又一下子买了 5 本，竟一本也没有留下，莫不是缘分浅么 ?

去夏去武当山听罢道乐下来，取道宜昌乘船进川去考察佛曲。我乘的“江汉 50 轮”，是一条 60 年代的旧船。船上人多，连走廊里都躺满了农民或小贩装束的乘客。船上的阅览室每天只开不大一会儿，却可以交押金借书回舱去看。我翻阅了半天，净是些《东方快车谋杀案》或《法制文学》之类，且不知经了多少人的手，本本又脏又破。蓦地，在书柜的角落里，我看见一本书。它独卧在那里，孤凄得很，虽纸页已发黄，却不残不破，干净得出众。借来一看，是陈垣先生的《释氏疑年录》。

这是一本考证历代僧人生卒年代的专书，成于 1938 年，出版于 1964 年，从始至终全是和尚们的名字和生卒年，一条挨一条，共 2800 人。这样的一本工具书，对绝大多数乘客读者来说，简直是莫名其妙；但对我这个专门研究佛教音乐的人而言，却是踏破铁鞋无觅处的。书扉上，印着“东方红 25 轮”的印章，想必是这条船“文革”时的旧名。高尔基似乎说过类似的话：书一写出，便有了自己的命运。真不知这本书上了这条船靠的是什么机缘 ? 也许是阅览室的负责人错把书名理解成“疑案”之类了 ? 而我又为什么乘上了这条船，单单在这里碰上了它呢 ? 也幸亏陈垣不是柯南道尔或克里斯蒂，这本书才能在这条拥挤不堪的江轮上，朝发白帝，暮至江陵，风里浪里奔波了 20 多年，终于等来了我，而且，一页不丢，一页不少，还是干干净净的身子。

溯江 3 日，船到重庆。思想斗争了大半夜，终于携书下了船。我想，反正交了高出书价的押金，没占公家便宜。而且，既见了，我实在不忍心再让它孤凄在这船上，被千百名乘客匆匆翻一下，又扔到角落里，夜夜独听那船下的涛声。跟了我，才是它的归宿。

还有另一种书缘。 1955 年，中国音乐家协会四川分会编印了一本《寺院音乐》，是几位音乐家记录的五台山、峨眉山寺院音乐的曲谱集。 30 年过去了，当初颂赞歌呗的僧人们已大都圆寂，此书便愈发珍贵。因是内部出版，印数又少，现在已绝难找到了。三年前，中国音乐学院的一位朋友特意将他的一本送我，说：“这书对你比对我有用。”接过来一翻，扉页上几乎题满了款，像是一幅传世的古画。原来，此书是本书的编者之一送给其友某甲的，某甲又转赠某乙，某乙恰是我这位朋友的老师，又送给他。待他再赠我时，此书已数易其主了。“书世”沧桑，载浮载沉，辗转多年而终于进了我的书斋，亦不知是书之幸，还是我之幸。夜阑之时，摩挲书扉，看着一个个相识或不相识者的签名，心中便有股暖意，觉得书与人，人与人，乃至宇宙万物，俱是相契相通的。眼下，这书又被香港的一位新知同好借去复印了，但厚厚的一册，何时复印得完 ? 是此书的宿缘未尽，也未可知。

至于我的书斋，其实只是办公室，还兼着卧室和厨房。两地分居，锻炼了我烧饭的本领。过去一点煤油炉，总怕那油烟熏了我的书。时间一长，这担心不知不觉地淡了，忘了。熏就熏吧，甭管是人是书，吃点苦也好。再说，读书人，也还是吃饭要紧。

( 原载光明日报 1988 年 1 月 23 日《我的书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