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逝者，生者常常说：“ X X X不朽”，但这仅仅是生者良好的愿望而已，逝者是否能真的“不朽”，还要看逝者生前是否做了“不朽”的准备。《左传》中说君子有“三不朽”：“最上为立德，其次为立言，其次为立功。”用现在的话说，“立德”是“做人”，“立言”是“做学问”，“立功”是“做事”。“德”的标准，代有因革。现代人对“做人”，也各有各的看法。我看一个人，主要看两点：一是看他在大是大非面前、在可能危及自己利益的关键时刻的表现；一是看他对他人的态度。我在为沈先生撰写碑文时看他的生平介绍，曾被他的两件事所感动。一件事是1944年抗战时，沈先生在上海国立音乐院(即今上海音乐学院)读书，因为拒绝参加为汪伪政权买飞机的“义演”而被校方开除。我读了这个材料，才得知中国的音乐界当年还有过这样一件耻辱；也才得知沈先生是这样一个人，这样一个了不起的人，这样一个有血性、有良心、有良知的人!第二件事，是“文革”中沈先生被打成“反革命”，有一个学生曾用皮带抽过他。“文革”后，沈先生再遇到这个学生，不但面无愠色，就像没有发生过任何事一样，甚至还安慰这个学生，让他不要“背包袱”。“豁达”与“宽容”，说说容易，真做到很难，做到沈先生这样，就更难。沈先生有如此胸襟，和他对人和人生的基本看法和一贯态度分不开。

谈过了“立德”，才能谈“立功”和“立言”。作为世界驰名的声乐教育家，他立的“功”不可谓不大。我在为沈先生拟的碑文中，用十六个字概括他的“功”：“高徒如云，名满天下。异邦学子，慕名远求。”像梁宁、迪迪拜尔、程志、殷秀梅……难道不是“高徒如云”吗 ?在西方开“声乐大师班”，教外国歌唱家，就更不容易。因为“美声唱法”的故乡在西方，沈先生本人没有留过学，是在自己的土地上学的人家的东西。现在，外国人反过来向他学，容易吗?

至于“立言”的问题，我曾听声乐界的朋友说过：“沈先生教出了这么多好学生，只可惜生前没有留下一本书。”开始，我也有一点儿为他惋惜，可后来又一想：圣人立言，也是“述而不作”。释迦牟尼临终，也曾说自己“未说一字”。从《论语》到佛经，都是弟子们祖述先说，都是由学生们整理成书的。声乐理论在音乐理论中，可能是最薄弱的，这恐怕与声乐的高实践性有关。一切强调实践、强调体悟的东西，从本质上便具有反理论、超理论的倾向。老子《道德经》五千言，开口便是：“道可道，非常道”，说能讲出来的道理都不是真正的道理。声乐讲“位置”、“气息”，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都要靠自己去体会、去证悟，就像禅宗所说的那样：“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从声乐的本质来说，声乐理论落后于实践，是自然的、合理的，也是无可奈何的。沈先生只教学生而不著述，是他真懂声乐的表现。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把沈先生的教学经验总结、概括、上升为某种人们能理解、接受、效法的理论，也的确是一件对后人和音乐界有益的事。我个人觉得，声乐的理论，最好不要求深、求大、求全，不一定非要“理论化”。中国佛教中最“理论化”的宗派，如大名鼎鼎的唐三藏法师玄奘所开创的“法相宗”，唐后便难流传，反而最终“十寺九禅”，让最不讲理论的禅宗成了大器。习禅与学声乐有许多相似之处。禅宗的思维方式、修行方式、表达方式、开悟方式，都可以给声乐界以极大的启发。最起码，可以先学学禅宗的理论形式——“语录”，为沈先生搞一本声乐教学的语录，把他那些像珠子一样散落的思想、观点、方法、经验“串”起来，用沈先生生前自己的语言，生动、浅显、贴切、口语化、不脱离实践，这恐怕比硬写什么大部头的、唱歌的人觉得“太深，看不懂”，而搞理论的人又觉得“太浅、没意思”的专著更有用。

沈先生是不朽的，因为他做人、做学问、做事都值得后人深思和效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