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北京 市政府法制办有关负责人向媒体透露，《北京市烟花
爆竹安全管理条例（草案）》已于 2005 年 6 月上旬经市政府常务
会议讨论并或通过，该草案已正式提交市人大常委会，待人大批准后
即正式施行。 北京老民谚道：“新年到，新年到，闺女要花儿，小
子要炮，老头要顶新毡帽。” 自 北京市 1993 年 12 月 1 日施行
《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规定》以来，老北京连续 过了 12 个 “哑巴
春节”，小子们酷爱的鞭炮成了“禁品”，人们传统的、延续了数百
年的欢乐被剥夺了。老百姓认为，不许放鞭炮的春节“没有年味
儿！”现在 看来，北京市民今年终于可以过一个 “有声有色”、
“有年味儿”的春节了。这个重大的改变不但反映了北京市政府“以
民为本”、从善如流的气度，也反映了中国社会观念的进步——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意识的萌芽和日渐成熟。
近年来，一个新的概念——“非物质文化遗产”，正越来越多地
出现在政府文件、媒体和人们日常的谈话中。 非物质文化遗产
（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 ，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确定的称谓，它包括各族人民世代
相承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和文化空间，
是各族人民在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出来并逐渐精炼、积累下来的精神
财富，是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给
我们留下了极为丰富的文化遗产，既有物质形态的“有形”文化遗
产，如文物、典籍；又有主要通过“口传心授”的方式传承下来、以
非物质形态存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口头文学，传统表演艺术，
民俗活动、礼仪、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
传统手工艺技能等等。春节、端午节、中秋节等中国的传统节日，都
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春节等传统节日之所以是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因为在这些
节日之中包涵了丰厚的文化内涵，包涵了我们民族千百年来的理想和
精神，包涵了我们民族世世代代的追求、习惯、风俗，它们和其他所
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一道塑造了我们民族的形象，其中每一个习俗的形
成，都有着漫长的形成过程和与其相关的条件、道理、文化、历史。
而这些风俗一旦形成并被一个民族代代传承，他们就成了这个民族身
份的基因和“身份证”，成为这个民族的整体记忆。正是由于这些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存在，“我们”才不同于“别人”！而我们之所以是
“中国人”，除了外表的黑头发黄皮肤外，更重要的是我们有自己的
语言、文字和非物质文化遗产。
就拿春节来说吧，从祭扫、贴春联、年夜饭、守岁、压岁钱，到
拜年、穿新衣、放爆竹，所有这些内容中都充满着我们中华民族的理
想、道德、审美情趣，也包涵着我们民族与自然斗争的勇气、智慧以
及我们世代共享的、彼此认同的快乐。据中国古老的传说 ，“年”
是一种吃人的怪兽，但是它怕红色、怕竹子在火中爆裂的响声。于
是，中国人便年年在除夕夜燃放爆竹，当我们的祖先发明了火药之
后，渐渐用火药代替了燃烧的竹子。“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
屠苏。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王安石的《元日》诗
生动地记录了我们中国人在爆竹声中除旧迎新的风俗。
当北京市政府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作出《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规
定》时，他们主要的理由是每年燃放爆竹都会有一些孩子被爆竹崩瞎
眼睛，也容易引发火灾。这不禁让人想起当年曹操因酒误国而欲禁酒
时，孔融曾上书曹操说：“夏、商亦以妇人失天下”，问曹操为什么
不禁女人呢？我们也可以学着孔融的腔调问一问那些主张禁爆竹的
人：中国死于机动车交通事故的人每年都在十万之众，我们为什么不
禁机动车呢？有人可能会说：机动车“有用”，而放鞭炮“没用”。
这个关于“用”的判断，是一部分人看不清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重要
性的关键。其实，老子早就说过：“ 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
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
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 ”有些人以为没用的东西，
其实是最有用的东西。
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当然是政府应当首要考虑的问题，但人民
的生命财产，应该有更好的方法而不能仅靠牺牲非物质文化遗产来保
护。就像解决交通事故要靠交通规则、要靠警察执法，但更要靠政府
加大宣传力度，努力提高全社会的安全意识一样，减少、避免孩子们
在燃放鞭炮中的事故，首先要靠政府对鞭炮生产、销售施行有效的控
制，其次是通过政府的各种渠道进行安全燃放鞭炮的宣传教育。一个
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孩子们的眼睛一样重要；而一个负责任的
政府，不应该把避免社会灾难与风险的责任转嫁到百姓的头上。
社会观念的进步，不能脱离开经济发展以及社会全面发展的程
度。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人们常常会改变、甚至颠倒自己的认识。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正处于一个从农业社会向工业化过渡的
阶段， 整个民族、整个社会都急于摆脱农业社会的一切，急于尽快
地进入工业社会，建设一个新的国家。那个时代有一首非常著名、广
为传唱的歌曲叫《我骑着马儿过草原》，歌词中唱道：“我骑着马儿
过草原，清清的河水蓝蓝的天，牛羊肥壮驼铃响，远方的工厂冒青
烟。”那时候，我们的诗人和作曲家自然地把冒着青烟的烟囱看成现
代化的标志，把烟囱和青烟当成审美的对象和歌唱的对象。只有当我
们的社会大部分已经进入工业化社会并尝到工业文明带给我们的所有
好处和害处之后，人们才改变观念，认识到“远方的工厂冒青烟”会
污染环境，才萌生为时已晚的环保意识。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谁知
道我们当年的“向湖水要耕地”破坏了多少著名的大湖？谁知道我们
当年的“向草原要粮食”破坏了多少草原？而今天，当我们连续投资
多少个亿也换不回滇池的清澈和鄱阳湖的水面时，当北京的沙尘暴愈
演愈烈时，我们才会用大面积的“退耕还林”、“退田还湖”等政策
来为自己当年的短见付出过高的代价。
今天，也像我们当年曾经多少次为了眼前的利益而忽略了大自然
和人类生存的环境一样，我们许多人为了追求经济的发展和物质生活
的改善而忽略了精神家园的守护，看不到我们的民族在得到全世界公
认的快速发展的成绩背后，还隐藏着一个可怕的、灾难性的危险——
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一体化的进程中丢失自我、丢失中华民族数千年
的伟大文化传统，迷失在物质进步和“与世界接轨”的浪潮中。
实际上，我们的民族传统正面临着一个从来没有过的危险境地：
每一分钟，就可能有一首民歌、一个乐种、一种手艺、一座古建永远
地消失了。过去，我们大部分人都认为“文革”十年对中国传统文化
的破坏是“空前绝后”的。但实际上，改革开放之后这 20 年来的
“建设性破坏”，无论就其烈度来说，还是就其广度和时间长度来
说，都超远远过了“文革”十年。因为“文革”中“扫四旧”最厉害
的只不过是 1966 年的 7 、 8 、 9 三个月，而最重要的是——
“文革”对传统文化的破坏和冲击违背了民心民意，是由外而内的，
是强迫性的。因此，那时所有有良知的普通百姓和知识分子，都会尽
自己的所能来保护传统文化。本世纪初，当一位号称“中国通”的英
国音乐学家在离北京只有几十公里的农村发现大量历代手抄本工尺谱
的时候，他曾经诧异地问那里的农民：你们“文革”的时候，这些不
都是“四旧”吗？农民的回答是不同的，但每一个农民告诉他的故事
却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都把这些祖宗留下的东西当成自己
的生命。
而今天发生在我们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建设性破坏却是
自觉自愿的，几乎所有的民族民间的文化都在被我们自己无情地抛弃。
实际上，传统文化在被暴力破坏时尚可挽救，但当它被整个民族、整个
社会都视为“落后”而急于摆脱的时候，才真正面临釜底抽薪式的最大
的危机。知识分子可以写文章说千万不要再拆四合院了，可四合院里的
住户却把搬进那毫无美感和特色的新楼作为他们的最大愿望。西北著名
的“剪花娘子”的剪纸在欧洲可以卖高价，可以出画册，但她自己家里
却不贴自己剪的窗花，墙上贴的是港台歌星的照片。应该说，对传统文
化最可怕的颠覆是民众对自己文化的忽略、遗忘与背弃，是民众审美观
和娱乐方式在电视等主流媒体的狂轰烂炸下的巨大改变。
电视等主流媒体在目前中国社会扮演的角色是复杂的，真的是“成
也萧何，败也萧何”。在电视节目的影响下，山里的农民不再唱世代相
传的民歌而改唱流行歌，少数民族的姑娘不再穿自己民族的服饰而改穿
牛仔裤和体恤衫。当我们的城市青年和西方各大城市的青年讲一样的英
语、在同一时间看同一场 NBA 球赛、欣赏同一部好莱坞大片、吃一样
的汉堡包、麦当劳、穿一样的耐克或阿迪达斯的时候，我们深切地感
到：先贤们关于“大同世界”的美好想象似乎是过于简单和幼稚的。在
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在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下，保持文化多样性，保
持弱势民族的传统文化，也似乎比创造一个“大同世界”更难。更令人
感慨的是，和令我们自豪的经济发展速度一样，我们中国非物质文化遗
产消失的速度也是惊人的！仅以山西省的地方戏为例，上个世纪 80 年
代尚有 52 个剧种；现在却只剩下 28 个，也就是说，有 24 个有着悠
久历史、众多剧目、精彩艺术传统的古老剧种在这短短的 20 年里消失
了！而且，就消失在我们眼前！就消失在我们这一代！
当然，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东海的渔民已经不用人力撒网了，开
的是机动大船，怎么唱撒网号子？江南的农民已经在用插秧机插秧，怎
么唱插秧歌？内蒙的牧民更喜欢骑着摩托车去放牧，怎么唱牧歌？生产
方式、生活方式的改变所带来的社会变革、文化变革是历史的必然，无
法阻挡更无可奈何。我们不可能在短期内让所有人都认识到传统文化的
消失将是我们民族的悲剧，我们更没有权利阻止老百姓按照自己的愿望
去追求自己心目中的幸福。但是，毛尽脱落之后，皮又焉在呢？假如我
们简单地把“皮”理解为物质，把“毛”理解为文化的话，那么，一张
光秃秃的“皮”，一张失去了“毛”的“皮”，是不可能带给人们心灵
上的温暖的。因为，“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他有精神的追求；
“人类”之所以为“人类”，就在于他有历史和文明。而传统文化——
所有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不可能再生的。我在给一
位青年作者描写她家乡传统文化丧失的书所写的序起了这样一个题目：
我们只有一个爷爷。
现在，中国社会最大的一个“关键词”就是“发展”，每个人、每
件事，都要“发展”。从整体看，人类文化当然是不断发展的，当然是
由不断的死亡和重生组成的。可是，宋词取代唐诗是发展，但不过是把
齐言体的诗变成长短句的词，审美的情趣和文化内涵还是一脉相承的；
元曲取代宋词也是发展，但支撑它的思想和精神同样没有实质的改变，
还是儒释道的思想。在这些“发展”里，表现方式和手法当然在变，
但是量变而不是质变。而当今社会的巨变，是人类从来没有遇到过的，
甚至人类原有的知识系统已经无法面对。同时，全球一体化的浪潮和强
势文化对传统文化的冲击又是如此巨大并无所不在。因此，我多次表明
我的主张：在传统文化的领域里，先谈抢救、先谈保护，不要盲目谈发
展。发展的道理和愿望是好的，但不能要求一个躺在病床上的老人去参
加奥运会，去为国争光。传统文化已经不是年轻人了，它早已经走过了
它的青春期和发展期，现在是一息尚存。我们的首要任务，是先抢救，
先把它保护下来，让它不至于在我们这一代死亡。
我曾把传统文化比喻为一张薄纸，把飞速发展的社会比喻为一列高
速飞驰的列车。这张薄纸飘在窗边，只要一开窗，我们一把抓不住，它
就会“唰”地一声飞得无影无踪，再也无法寻觅。在与和我们一同申办
“长调”为联合国“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蒙古文
化代表团座谈的时候，我还有意把飞速变革的社会比喻为一匹蒙古人民
热爱、熟悉的奔马，把传统文化比喻为在前进的颠簸中被丢失在草原上
的珍宝，我说，我们目前抢救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工作困难而艰
巨，就像一个骑手，在策马奔驰的同时，还要俯身把散落在草原上的珍
宝捡起来。但，这个工作我们必须做，而且，还要做好。因为，我们没
有权利把祖先留下的珍宝丢失在草原上。
这 20 年的成就不必说，只要是有良心的中国人，谁都无法否定经
济发展为我们每个人所带来的或多或少的利益和好处。但是，只有良心
还不够，还要有理性和智慧。一个有理性和智慧的人不能只享受经济发
展的好处而忽视它的负面影响，一个有理性和智慧的民族更不能在前进
中割断历史。传统文化不仅是我们民族的血脉、民族的精神、民族的
根；它还是我们民族持续前进的动力和保证。一个丢失了文化传统的民
族，只能在所谓的“发展”中丢失自己。我再一次重复我曾经大声疾呼
过的话：保护我们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保护我们民族的未来。
在春节来临之际，我们还是要感谢北京政府的明智与勇气，他们改
正的，不仅仅是一个可以理解的、善意的错误；他们还给北京市民的，
也不仅仅是重放鞭炮的欢乐。他们还给我们的，是一条线，一条脆弱的
线，它一头连接着过去，一头连接着未来。这是一条关系着我们民族命
运的线，我们千万不能让它在我们手中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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