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家亮出黄牌：拒绝平庸

——大奖赛后田青谈民族音乐现状

（答《文艺报》记者颜慧采访）

    很多歌手使唱歌变成一种纯职业化的东西，唱歌就是唱技巧，找的是位置，想的是气息，脸上堆砌着一些公式化的笑容

    记者： 在“全国第九届青年歌手大奖赛”上，您被一些观众称为打分最低的评委。从整个比赛看来，您打出的高分的确很少。

    田青： 首先我觉得我打的不是最低分，而是准确地反映了比赛的现状。至于大家认为我打的分偏低，是因为评委所定的标准不同，而且评委观察歌手的着眼点不同。我当时在回答监审组的提问时做了个比喻:每个评委都是按照“首调”来打分，每个人的标准不一样，有的人以G当1，有的人以升F当1，那我的标准可能比别人高半个音。每个人打分的起点虽然不同，但在自己的“音列”里，“音程”的关系是准的。当然也不排除个别的分打“冒”了，但是就我自己来讲，我没有打过一个感情分，也没有音乐之外的考虑，我觉得在我的标准里，那些分打的是准确的。其次我的标准和那些歌唱家不同。歌唱家给歌手评分，或者有同病相怜的地方，比如音准的问题，他们认为歌手太紧张就容易出现这种情况。但理论家和做曲家就认为音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认为歌手经过层层选拔，还会出现这样基本的问题，那他（她）就根本不具备作歌手的素质。

    记者： 您当时还说过一句话，认为评分是一个“审美层次的问题”。这个观点引起很大反响。请您对此作一下具体阐述。

    田青： 作为一个合格的歌手，音准等问题是最基本的要求；中间层次是歌唱技巧和嗓音；最高要求是审美的问题，包括表现力、唱歌时感情的投入。很多歌手演唱时不是在歌唱自己的内心。中国有句古话叫做“情动于衷，故形于声”，也就是“歌咏情，舞动容”，唱歌就是表达感情。现在很多歌手在台上想的是如何表现声音的美，如何体现自己的歌唱技巧。这使得唱歌变成一种职业化的东西，唱歌就是唱技巧，找的是位置，想的是气息，脸上堆砌着一些公式化的笑容。我们可以看到，美声、民族、通俗三种歌手上台的表现完全不一样：美声（歌手）上台都绷着脸；民族唱法上台都眉开眼笑，但都是职业化的，一点也不感人。通俗的反而比较自然，极力表现自我，所以也格外投入。

艺术没有标准答案，艺术不能标准化，艺术必须有个性。

    声乐教学中所谓的“科学方法”，只不过说明这种方法的“普适性”更强。

    记者： 这其中就有一个您反复谈到的歌手的个性问题。

    田青： 我们的民族唱法原本也是很有个性的。比如五、六十年代的王昆、郭兰英、马玉涛等歌唱家，每个人的声音都非常有特点。即使在那个只有广播的年代，我们也能很轻松地将他们区别开，他一张口，你就知道是谁。个性化与地方特点的鲜明，是农业社会的必然，也是那个时代共同的审美要求。从六、七十年代开始，我们的社会开始进入工业化社会，应时代的要求，声乐界开始大量培养适应群众审美需求的歌唱家。在这方面，金铁林教授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而且是一个集大成者。他成功地把西洋声乐的很多东西引进到民族声乐的教学中来，并且培养出李谷一、彭丽媛、阎维文、张也等一大批优秀的歌手。由于他的成功，也由于他的学生受到一个时代的肯定和欢迎，所以，就引起一大批歌手去模仿他们。本来找到一条科学的、具有普适性的声乐教学法是一件好事，本来受到群众的欢迎也是一件好事，但任何事物一旦成为“显学”，一旦成为主流，便也就必然开始引起关注甚至怀疑。我曾经对金铁霖先生说，你本来是大家，是权威，但生不逢时，正好赶上社会进入了一个淡化权威、甚至蔑视权威的时代，你辛辛苦苦造起一座大楼，但赶上了一个要复归小桥流水瓦舍茅棚的时代，结果反而成了众矢之的。没办法，时代的审美需求是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发展而变化的，现在我们已经提前进入到追求个性、崇尚自然、讲究多元化的信息化社会，与“第二次浪潮”的工业化社会以大为美、追求“科学性”和“规范化”不同，“第三次浪潮”后的时代要求就是多元化和个性化，从前那种具有普适性的教学方式显然已经需要改进。

    记者： 是否正是因为歌手的趋同，美声和民族唱法听众越来越少，而流行音乐越来越受年轻人喜爱。

    田青： 这其中有很多问题。但用历史发展的眼光看，“趋同”也是声乐发展的一个必然阶段。其实美声唱法相比之下更加公式化，除了帕瓦罗蒂、多明戈等大家，其它人的唱法也是大同小异，听不出多少个性来。目前美声唱法在欧美面临着和我国的民族声乐相同的问题，就是不受青年人的欢迎。如果声乐界不能认识到这个问题，不能适应社会新的要求，还不提倡个性、还在制造那些“罐头歌手”，就濒临被淘汰的危险。现在很多无论是搞声乐的还是搞器乐的老师，只要收了学生，就会要求他们“改方法”，重新学习他的所谓“唯一正确的方法”。可是何为正确，其实并没有一定之规。因为艺术与科学是不一样的。科学讲求唯一正确，只能有一个答案，但艺术没有标准答案，艺术不能标准化，艺术必须有个性。在一切艺术教学中的所谓“科学方法”，只不过说明这种方法的“普适性”更强。其实，东方哲学中“八万四千法门”、“法无定法”的理论与西谚“条条大路通罗马”的话，都值得一切在艺术上具有“排它性”的学派认真思考。

    记者： 现在从事民族和美声唱法的歌手大部分是科班出身，我们很难听到其它的声音。

    田青： 拿民族声乐来讲，实际上存在着两条路，一是“草根派”，比如陕西的贺玉堂；一是“学院派”，也就像参加这次比赛的歌手。现在是学院派一统天下，这种全国的电视大奖赛没有“草根派”的人参加，我觉得这是不对的。民族唱法应该吸纳各种流派的优点，比如那些地地道道的民间歌手就应该来参加电视歌手大奖赛。问题是现在声乐界对这种所谓“不科学”的方法是排斥的。比如这次有一位歌手李琼，从她身上就反映了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我认为她的歌声个性鲜明，富有感染力，其它搞理论和作曲的评委也都很欣赏她；但是几乎所有歌唱家出身的评委都给她的较低的分，因为他们认为李琼的唱法“不科学”，是“大本嗓”。看起来，在艺术领域里主张“科学”第一与主张“个性”第一的两种观点还将继续争论下去。

    一个引起共鸣的口号——“张扬个性、拒绝平庸”

    记者： 您那天在电视大奖赛上回答监审组提问时最后说：“我如果不指出这一点，是我作为一个理论工作者的失职，我如果打分时不坚持原则、张扬个性、拒绝平庸，就是我作为一个评委的失职。”听说您的话刚说完，电视台便接到许多表示支持您的热线电话，看来，您的确说出了大众的心里话。

    田青： 我的评分，当然体现了我的审美标准：张扬个性、拒绝平庸。我当然也很高兴我的艺术观点和主张被群众认可。其实，作为一个基本上过的是书斋生活的理论工作者，我当初在考虑是否答应做评委的时候，有一个想法占了上风，就是我们的理论工作者应该关心实践，应该为实践着的中国艺术提供一些新思想、新思路，起到理论工作者的作用。

    记者： 听了这么多歌，您认为这次大奖赛是否反映出民族音乐创作上的问题？

    田青： 的确暴露出很多问题。我们的民族声乐创作也存在着公式化的趋向。在五、六十年代，民族音乐的地域性非常强，很多作品由民歌改编，创作的歌曲也带着明显的地方风格、民族特色。从七、八十年代开始，就大量出现一些新的所谓民族音乐，听不出鲜明的地方风格，超越了地域性，你听不出它是南方的，还是北方的，但必须承认它不是外国的，也不是少数民族的。这本来也是一个进步，但“物极必反”，到现在这种现象已经泛滥成灾，发展到程序化的地步。许多毫无新鲜感的“新八股”作品被批量生产，我们好象听着每首歌都很熟悉，甚至可以给它们总结出一个基本的旋律，但听过之后很难留下什么印象，那句也记不住。旋律如此，歌词更是堪忧。这次大奖赛复赛时有两首歌给我印象很深，一首歌名叫《小镇开了个豆浆店》，是二重唱。这种形式原本很好，但当听到两个歌手一人一句反复唱着“豆浆店” 、“豆浆店”时，简直让人无法忍受而且莫名其妙。已经是信息化社会了，中国到处都在讲“与国际接轨”，全国都在关注有关WTO的谈判，他那里居然还在因为小镇开了个豆浆店而激动，甚至要如此歌颂，令人匪夷所思。还有一首歌名为《大理有条洋人街》，歌词大意是在这条街上每天来很多洋人，以至连老人和家庭妇女都会说“HELLO”和“BYE——BYE”，歌词中还唱到街上还开了一个“麦当劳”什么的。这简直是一种后殖民心态的恶俗表现。“麦当劳”是一种污染，却有人如此歌颂它。本来大理的美丽和魅力来自它的自然风光，但歌手们却在台上歌唱污染！这两首歌充分反映出创作界目前存在的弊病：思想落后、旋律没有新鲜感、歌词缺乏艺术性、歌手表演趋同，这怎能让人民大众满意？！

    记者： 那您对歌手大奖赛的作用怎么看？

    田青： 歌手大奖赛是对目前歌坛现状的一次检阅，同时也是一次检查。通过大奖赛如果能推出好歌手、推出好歌，这无疑是有着积极作用的。即使达不到这个目的，能从中发现问题也是一个收获，甚至是更大的收获。作为一个理论工作者，我认为发现问题应该说出来，并且要引起大家理论上的思考。

    记者： 这特别需要一种理论的勇气。

    田青： 谢谢！

    记者： 作为大奖赛的评委，有什么特别的感受？

    田青： 我得到的享受比受到的折磨要少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