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郎旺姆的启示

在两年前的第九届大奖赛上，我曾提出过关于民族唱法缺乏个性、“千人一声”的问题，引起不少观众的共鸣和声乐界的思考和讨论。没有想到，仅仅过了两年，在第十届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业余组的民族唱法决赛中，便推出了金奖得主藏族歌手索郎旺姆。索郎旺姆是一个来自藏族地区的普通牧民，没有受过专门的声乐教育。她的获奖，出乎许多人的预料。有人认为这只是偶然，有人则在媒体上欢呼，称之为“庶民的胜利”。

说索郎旺姆获奖是偶然，似乎忽略了全社会审美水平的提高和审美趣味的变化趋向，也忽略了全体评委认真的思考、评判，甚至思想、观点的交锋。第十届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业余组的民族唱法决赛时，央视根据观众反馈所显示的“人气指数”，也就是观众对歌手的支持率，索郎旺姆不仅是第一，而且远远超过了其他歌手。这不仅说明这个“偶然”是有着充分的群众基础的，也说明绝大多数评委的看法与大众是一致的。而这个明显的“一致”，也并非“偶然”，它实际上反映了我国声乐界在这两年里某种微妙的变化和观念的进步。

两年前，当我对声乐教育提出批评时，很多声乐专家、声乐教育家不同意我的观点。他们反驳我说：现在我们民族声乐的主流唱法是“科学的”，是“先进的”，那些民间的唱法“不科学”。我们先抛开艺术与科学的关系不谈， 问题是，再好吃的东西天天吃也会生厌。人们对这种缺乏个性的、用“流水线”方式生产的“罐头歌手”的普遍厌倦，给我们的声乐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满足群众的要求和愿望，我们的声乐教育家起码要先解决两个问题：

第一，首先要提高我们的认识，在用历史的眼光看待当前民族声乐主流唱法产生的背景、功绩及不足之处的同时，树立多元化的审美标准和教育观。

人们都记得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王昆、郭兰英、马玉涛等歌唱家，他们每个人的声音都有特点，一张口，你就知道是谁。个性化与地方特色的鲜明，是农业社会的必然，也是那个时代共同的审美要求。从六、七十年代开始，我们的社会开始全面进入工业化进程，工业化社会推崇的是科学，是各行各业的规范化和标准化。另一方面，中国知识界从鸦片战争及“五·四”时期便积淀至今的根深蒂固的民族自卑感和同时并存的求强意识，也使我们声乐界的精英们在提出和实践“创立民族声乐学派”的理想时只能把学习西方当成唯一的选择。半个世纪过去了，在一些杰出的声乐教育家的努力下，一种借鉴西洋“美声”唱法并在某种程度上保留了民族风格的唱法与音色逐渐形成了，并最终建立了在民族声乐教学领域与实践领域的主流地位。而那些来自民间的、具有鲜明地方风格与个性色彩的唱法和被称为“大本嗓”的民间歌手，人们便很难在舞台和荧屏上见到了。

“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当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庆祝我们“创立民族声乐学派”的成功时，大众的审美需求和口味已经产生了变化。在信息化社会中，主流被边缘化的速度真的快得令人瞠目结舌。在回归自然的口号下，社会观念开始了一系列的变化，当精明的饭店老板早就将粗粮和“生菜沾酱”堂而皇之地列进菜谱时，我们的声乐教育明显感到了某种危机和失落。而我们靠牺牲个性、磨去棱角而换来的“科学唱法”，也越来越遭到人们的质疑，不少的人开始怀念那些充满个性色彩的、略显粗糙的、更自然的声音。

第二，走出一条民族声乐多元化的路。

当然，自古以来，“中庸”的标准和“中庸化”便是人类几乎所有教育制度的基本法则。一切所谓“正规”的教育，都会在某种程度上以牺牲个性来求得规范和统一。但对艺术而言，规范和统一却是致命的敌人，只有建立某种多元的、因人施教的教学方法和原则，才能打破民族声乐“千人一声”的局面。索郎旺姆的出现，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是一个信号，也是一个契机、一个启示，甚至是一把钥匙。

一个年轻的来自牧区的少数民族歌手，凭什么获得全国大赛的金奖呢？她甜美的、天然去雕饰的歌喉？她个性鲜明的、“天籁”般的歌声？她自然的、没有丝毫“职业化”、“规范化”的笑容？她回答“综合素质”考题时不卑不亢、不温不火、不急不躁、不紧不慢的平实态度？在网络上留言的观众们，有的赞叹她“天使般的声音”，有的欣赏她那种没有丝毫急功近利感觉的态度，有的则陶醉于她那种与影楼摄影师“做”出来的“标准化”美丽不同的美丽。这些都对，但是，假如你认为索郎旺姆只是靠这些而她的声音其实还是“没有经过训练”的，她的发声方法还是“非科学”的话，那么，你其实又进入了另一个误区。难道只有一种发声方法是“科学”的吗？难道只有进正规的音乐学院才是“受教育”吗？难道民间的、传统的教育手段与方法甚至耳濡目染都不是“训练”吗？我们都知道许多少数民族能歌善舞，以为这些都是“天生”的，但其实许多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歌唱方法和教育手段。比如藏族和蒙族，就都有自己深厚阔大、自成体系的声乐传统。

我在第十届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的现场回答监审组提问时曾讲过这样一个观点：任何一种文明，当它发展到高峰的时候，都会面临一个停滞期，失去超越自身、继续发展的动力。在历史上，以汉文化为主体的中华文明就曾多次遇到过这个问题。当元取代宋，清取代明的时候，在朝代更迭与民族战争的背后，还隐藏着另外一种历史文化的解释，这就是少数民族文化对汉文化的冲击、激荡、洗濯。也正因为此，中华文明才从中得到新的血液和继续发展的空间与动力。当然，在封建社会，这种文化的更新是靠民族战争和血与火的代价取得的。今天，我们第一次能够在平等、和平的大家庭里共同构筑一个属于我们五十六个民族的中华文明，我们应该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共同前进。而少数民族独特的音乐文化，应该是打破当前民族声乐“千人一声”局面的一种选择。所以，我希望我们再不要把少数民族歌手招进音乐学院教他们所谓“科学”的主流唱法，把他们训练成少数民族的“彭丽媛”了，而应该反过来，把杰出的、有经验的少数民族歌手请进音乐学院，让他们教我们的学生学会另一种唱法。一个好的艺术教育机制不应该用同一把锉刀把所有学生的棱角挫掉，挫成一种规格的方圆，而应该想办法让学生方的更方，圆的更圆。

索郎旺姆是幸运的，她有了一个闪闪发光的金奖；但更幸运的是我们，是广大电视观众和声乐界，因为我们有了索郎旺姆。

有兴趣的读者请参阅我的文章：《艺术不是科学》（ 2000 年 1 月 25 日《文艺报》）；《科学·宗教·艺术》（江苏人民出版社《我的人文观》）